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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茀蕓、楊振漢: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的一件大事

2019-08-14 來源:上海黨史網 作者:譚茀蕓、楊振漢口述、徐建剛采訪、嚴亞南整理

  

  譚茀蕓、楊振漢

  譚茀蕓

  1983年當選為上海市婦聯主任(主席),同年被推選為第五屆全國婦聯副主席。1985至1991年,調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助理兼經濟部部長、經濟工作小組副組長和婦女工作小組組長。自1992年起,與先生楊振漢共同組建楊譚顧問公司和華賢有限公司等企業,任董事、總經理。曾任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市婦聯執委等。曾當選中共十二大代表;出席全國勞模和先進工作者中南海五一座談會;當選全國科學大會代表。

  楊振漢

  自1965年起,歷任上海柴油機廠車間技術副主任、技術辦公室主任、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廠長。1978年當選全國科學大會代表;1983年調上海市進出口辦公室工作,

  負責籌建上海市對外經貿委,后任該委常務副主任。1985年至1991年,在香港組建東南經濟信息中心(SEIC),任副董事長、總經理。自1992年起,任楊譚顧問公司董事長、楊譚(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廣州市政協委員等職。

  時間:2015 年10 月13 日下午2:00

  地點: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

  采訪:徐建剛

  整理:嚴亞南

  徐建剛:譚部長,您好!您曾經在上世紀80年代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助理兼經濟部部長,在上海土地批租改革的過程中,您不僅熱心舉薦香港方面的專業人士擔任上海土地批租改革的顧問,還幫助向中央傳遞有關信息、對策和建議,積極推進上海的改革開放,能否請您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譚茀蕓:謝謝你們給我準備的資料,讓我重新想起很多事情。由于工作性質的關系,我也養成了習慣,不太保留資料。在離開原來工作崗位的時候,我已把所有保存的資料都交了。因此,我現在個人手里并沒有這方面的資料,是你們提供的資料,讓我又回想起這段歷史。

  你們今天研究的土地批租這件事,確實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進程中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上海改革開放的一件大事。因為這涉及思想觀念、政策法規、實際操作等一系列問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同香港又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我是1985年從上海到香港新華社工作的。那時,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戰略已經有幾年了,但許多領域的改革其實還剛剛開始,特別是對外開放這一塊,香港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通過香港的窗口作用,一方面,使我們了解到國際上一些通行的經濟規則,另一方面,香港有一些國際化的經濟管理制度,也成為我們的重要借鑒。土地批租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要把土地批租這件事做成功,首先要有政策的改革和突破,這也是借鑒香港經濟制度并加以促成的。我的印象是當時中央的領導同志對這件事非常重視,特別在制度、政策層面,曾經專門為這個事情來過香港。特區辦給國務院領導寫的報告,(注:1987年7月7日,國務院特區辦報送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同志的《關于選若干試行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的建議》)谷牧當時是批給了田紀云。田紀云來的時候,是到國外訪問時路過香港訪問中信,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是經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親自倡導和批準,由榮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創辦。2011年12月,更名為中國中信集團有限公司。)專門了解過香港土地批租的事情;谷牧是專門從深圳過來,為了不驚動當時的港英當局,社里專門派我坐車過去,把他老人家接過來,然后再送他回去。勁夫(張勁夫1982年起擔任國務院國務委員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同志作為中央經濟領導小組的組長,負責聯系港澳經濟。他對經濟這一塊比較熟悉,作過大量研究,形成了許多新的思路,包括研究批租的政策。國務院特區辦具體在管這件事,管得最多、來來往往很多次的就是胡光寶(1992年至1993年5月任國務院特區辦公室副主任)等。胡平(1993年任國務院特區辦主任)做特區辦主任的時候,陳順恒是副主任。真正執筆記錄的是柳孝華,他們都很實在地在做調研。

  

  1988年5月26日,國務院副總理田紀云(左二)到香港視察。

  當時,上海是內地第一個到香港來學習這方面制度的省市,非常重視這方面的學習。時任上海市副市長倪天增、副秘書長夏克強,市土地局蔣如高局長、王安德等同志都到香港專題調研,作了很實在的研究和溝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年,人們的思想認識還不像現在這樣。記得當時有些人知道我們在搞這方面的探索時就說,搞土地批租可是要掉腦袋的事。這當然是開玩笑,但確實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擔憂。一聽到土地批租中的“租”字,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舊中國租界喪失主權的屈辱歷史,就容易上綱上線,牽涉到國家姓“社”還是姓“資”,變成一個很敏感的問題。后來能夠推動這個工作,一方面是因為田紀云等中央領導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主管這方面工作的谷牧、勁夫同志思想非常解放,非常堅定。領導們做工作都是非常深入、細致的。谷牧來了,田紀云也來了,勁夫同志是十幾次地來回跑,就是借鑒國際上土地有償使用權的規章制度,最后把這件事情定下來。

  其次,要有好的投資環境。我們當時的投資環境,硬件非常差,軟件也不好。旅館住的條件差極了,長途電話打不通,這讓人怎么做生意呢。但當時中央的領導、市一級的領導是思想非常開放的,敢于下決心,一定要改革開放。反倒是一些具體經辦的工作人員,條條框框非常多,非常怕犯錯誤,束手束腳,所以很多事情到他們手里,就要找政策依據。這也不能怪具體工作的同志,實際上當時許多事情從來沒有遇到過,也沒有政策依據。因為沒有政策依據,他也沒有辦法拍板,有時只能“打打太極拳”,辦事的速度就很慢。外面的投資者不一定了解這些情況,就比較擔心,會不會上面領導很熱心,到了下面處長那里都是冷冰冰的,不感興趣,所以也不敢大膽來投資。

  記得有一次,我陪同很多香港的知名企業家到上海錦江小禮堂,參加上海市政府召開的座談會,出席的市領導有朱镕基、黃菊、顧傳訓(曾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參加會議的港商中有一位就是唐翔千(唐英年的父親)。唐翔千在浦東投資了聯合毛紡廠,其弟唐侖千在靜安寺附近投資了一個房地產項目,他在會上反映了一些困難,結果朱镕基聽了,當場就讓4個分管領域的局、處長站起來,360度轉一圈讓大家認識一下,然后把他們的名字講一講,說:“有什么問題先找他們4個人,這4個人不解決問題,就找朱镕基!弊剷Y束時,他把文件一夾,說工作實在太忙,還要趕回去處理文件,跟大家打個招呼,實在抱歉,不能陪大家吃晚餐,就請黃菊、顧傳訓作代表。真是干脆利落、雷厲風行,給大家印象很深。后來,一些之前的困難很快得到了解決。我前后帶過兩批外商參加了這樣的會后,大家從心里服了,覺得上海市政府真的能解決問題。像錦江小禮堂這樣的會開了幾次,為已經投資、但是碰到問題投訴無門的外商解決了很多問題,后來外資就排山倒海地進來了。所以說,要想把事情做成功,不但要有好的政策,還要求我們的硬件(基礎設施)初具規模,軟件(政府的管理服務水平)不斷提高。

  第三,就是要有一幫同甘共苦的朋友。1985年我去香港籌建新華社香港分社經濟部。記得小平同志有一次問我們,到底在香港的中資有幾家?誰都講不清楚,有講2000多家的,也有講3000多家的。小平同志說,怎么出入那么大,會差1000家?都要搞清楚!話講得很嚴厲,我們都很緊張。經濟部當時只有23個人,我們用電腦一點點加,最后盤出一個中資企業的總數,大概是3000多家。中央有關部門發文蓋有天安門圖案的圖章共四個,其中包括中央軍委、國務院。當時這四個部門的圖章一起下來,要求中資企業在香港要起到窗口、橋梁的作用,要為中國的“四化”服務。注冊在香港,按照境外法律承認的公司法經營的中資公司,我們開玩笑稱之為“假洋鬼子”。土地批租能夠成功,“假洋鬼子”起的作用很大。1990年6月,朱镕基、汪道涵、李儲文帶了上海六個委、辦的主任去香港考察后,“假洋鬼子”一個一個都率先來上海浦東投資了。招商局、華潤、中銀、中旅,每個“假洋鬼子”都分別搞了一個項目。中信還把上海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的經營權買下來。

  我們當時做這些事并沒有公開宣傳,特別是土地批租這件事,沒有告訴港英當局,但是香港的一些專業人士是知道的。深圳拍賣第一塊土地、上海第一次進行土地使用權國際招標的時候,都有香港專業人士作為顧問,最后那個敲“鐺”的鑼,也是他們帶過去的。所以,土地批租這件事情,除了要有政策,有軟件、硬件,還有就是境外有一班真心實意愿意跟你同甘共苦的朋友。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國家給的政策。沒有1987年特區辦上報國務院的政策,大家做起來膽子還比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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