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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我所做的兩件事中的重要一項

2019-08-14 來源:上海黨史網 作者:梁振英口述王安德、李鈺君、顏南海、嚴亞南采訪整理

  

  梁振英

  梁振英

  1954年8月生于香港,山東威海人。歷任國務院香港事務顧問、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秘書長、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委會副主任、香港特區臨時立法會議員、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并任召集人等職,曾獲香港特區政府金紫荊星章和大紫荊勛章。曾任戴德梁行亞太區主席,第十屆、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2012年7月1日,宣誓就職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2017年3月,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時間:2014年12月12日下午2:00

  地點:香港禮賓府

  采訪:王安德、李鈺君、顏南海

  整理:嚴亞南

  王安德:20世紀80年代,上海開始啟動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那時候,您是上海市政府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顧問,幫助我們進行改革突破,做了大量工作。我們一起做這項工作的時候,我一直記得您講的一句話:我們現在是在寫歷史,在創造歷史,所以責任很重大。從1985年開始到現在,一轉眼,30多年過去了,現在中國經濟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回憶這段歷史,您有什么感想和評論?

  梁振英:首先,從個人角度來說,在上海以及在內地其他地方幫助做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相關的住房制度改革,是我人生當中所做的兩件事情中的重要一項。我經常這樣說,人的生命總有到盡頭的那天,到了那個時候,要回想自己一生,你為社會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對我來說,是兩件事:一件事是香港回歸,另一件事就是內地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當然這并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更不能說是我一個人的功勞,但是能夠跟上海市政府一起,還有很多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這個工作,使得我們的人民能夠擁有自己的房子(房子現在也是越來越重要的資產),也使得內地的工商業能夠擁有自己的房地產,對我來說,是非常高興和深感榮幸的。

  通過土地使用權的批租,地方政府能夠取得批租款、賣地的收入,使得城市的開發進入一個良性循環。地賣出去了,錢進來了,用這個錢再做基礎建設,開發更多土地,再投放市場;谶@個良性循環,使得我們上海和內地其他城市能夠在過去20多年時間里發展起來。我經常給外國一些朋友講,你們現在到上海和內地其他一些大城市看到的房子,那些高樓大廈,都是在過去大概20多年時間里建起來的。因為1988年第一次批租土地,到1991、1992年左右修建起第一批房子,所有的房子都只有20多年房齡,很少有超過30年歷史的。他們聽了之后感到很驚訝,覺得這恐怕是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規模最大,而且做得效果最好的城鎮化。古代沒有這種建筑工藝,現在我們有了;歷史上中國也沒有這么多人口,只有我們今天的中國有十幾億人口。所以,從1988年開始,上海在內地率先批租土地,造成的影響是很大的。

  王安德:這實際上是走出了改革開放、經濟發展完全嶄新的路子,讓土地作為生產資料回歸到它的本性,使它既可以有商品屬性,又可以作為經濟杠桿來有效使用。開始的時候,國內土地使用是無償的,要土地就得打報告,最后是沒有效益地使用。這項改革推進以后,不但讓政府有了錢,還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念。包括您向朱镕基市長建議進行住房制度改革,這是兩個要素的相關面。這兩項改革開展以后,30多年了,現在回過頭來看,產生了非常大的經濟動能。沒有這個經濟動能,很難想象我們能取得今天的發展成就。

  直到現在,我都記得很清楚,那時您非常辛苦。有一次大雪天,您飛過來幫助我們一起工作。我們在香港寫標書,一稿一稿,您不但親自修改,而且英文全部是您幫助翻譯的。后來我們在對外發布、推薦客戶時用的全都是您翻譯的英文稿。在這個過程中,您和一大批改革工作者共同來推動這件事,而且與朱镕基市長、黃菊副市長、倪天增副市長、夏克強副秘書長等高層領導有很多互動,所以他們常常在會后問及梁先生的情況。

  我記得浦東開發的時候,黃菊跟我說,趕緊找個時間,請梁先生來一次,上海市政府浦東開發領導小組要請您做顧問。主要是您的觀念和想法可以給我們的改革工作很多啟迪,產生很多討論。我相信您在和他們的交往中,會有很多精彩、難忘的回憶吧?

  梁振英:首先從我個人的動力來說,土地的事情,就是我的專業,參加工作之后,就遇上國家改革開放這個歷史時期,有機會讓我為國家的改革開放貢獻一點點力量,我覺得這是我一生很大的光榮。

  

  1988年1月25日至2月13日,虹橋26號地塊國際招標文件起草組赴香港學習。圖為王安德(左)與梁振英(右)討論招標文件。

  講點背景吧。我1974年到1977年在英國留學,學的就是土地管理,即測量專業。在我上學的布里斯托這個地方,我們中國內地的留學生不多,主要還是來自香港,還有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一些華僑子弟。我們組織了一個中華同學會,我還當了一個副會長。那個時候,我們這幫留學生就經常聚在一起,談國家大事,往往談到深更半夜。當時我們很多留學生到中國大使館去敲門,說我們在英國念書,有念航天工程的,有念物理的,我是念測量的,有沒有機會回國參加工作?當時大使館對我們說得很客氣,說現在國家條件還不具備,你們有這個熱忱很好,等國家條件具備的時候,歡迎你們回國。

  我1977年離開英國。我們這幫人中有位叫馮國光的,香港人,比我大幾歲。我在念本科的時候,他已經在做博士后研究了,他是搞物理的。1979年,他就去了北京,在中科院物理所當助理研究員。他是帶著錢回去參加工作的。我回到香港,1978年和香港的一幫專業人士到深圳幫助做規劃,后來到上海幫助搞土地和住房兩方面的改革。雖然說個人有一些時間上和金錢上的犧牲,但是和我這個同學相比,也不算什么。他1979年到1989年在北京工作了10年時間,拿一點點的工資,今年剛從香港科技大學退下來,是物理系的教授。對我來說,有這個機會,能夠貢獻自己的所學所長,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一方面工作。

  現在回頭看,過去30多年,上海和其他內地城市在房地產市場建設、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的推進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我確實非常高興;仡櫾谏虾8蠹夜ぷ髌陂g很多點點滴滴故事,我和上海歷任領導在土地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方面的交往,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上海在這個問題上理解能力很高,執行水平很高,做得很好。另外,在政治上的決心也很大。我們只不過是在技術上提供一點意見。

  我記得上海第一次搞批租土地的時候,是在1988年初,這個標書是我們一起起草的。我當時提了一個想法,要做個英文稿。我說,上海有一天會是我們國家的一個國際大城市,上海的朋友大概以為我是客氣或者在恭維上海。我們第一次批租土地,那時房地產市場還沒有建立起來,但是有一天,會有很多外資來上海投資房地產的。第一次做,不會馬上把西方的資金都引進來,但是第一次就要國際化,所以我們搞了英文的翻譯本。這個說法,上海市領導也認同,所以我們第一次就搞了雙語本。我看這個應該說也沒有看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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