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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福飴:誠心誠意介紹香港經驗給上海

2019-08-14 來源:上海黨史網 作者:簡福飴 口述 王安德、嚴亞南 采訪整理

  

  簡福飴

  簡福飴

  1936年6月生于香港,廣東南海人。香港高等法院認可大律師、香港測量師學會創會會長、英國特許仲裁師學會資深會員。1976年至1996年任萊坊測量師行主任測量師;1997年至2006年任恒基地產發展集團董事;2002年至2006年以及2009年至2015年任簡福飴大律師事務所大律師。曾任第六屆、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八、第九、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原香港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原國務院港事顧問、原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F任簡福飴地產顧問及調解事務所主任、新昌管理集團非執行董事。

  時間:2017年2月9日上午10:30

  地點:香港信和財務大廈

  采訪:王安德、嚴亞南

  整理:嚴亞南

  嚴亞南:簡先生,您好!非常有幸能在香港拜訪到您。您作為我們上海土地批租改革的顧問,在20世紀80年代為上海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為上海房地產市場的建立積極建言獻策,貢獻了諸多真知灼見。我們今天回看這些意見和建議,覺得至今仍閃耀著智慧之光?梢哉f,您當年為內地建立房地產市場經濟體系,提供了香港專業人士負責任的思考與研究。因此,我們也開始好奇,您是如何參與到上海土地批租改革之中的,與上海有著怎樣的緣分?

  簡福飴:我參與上海的土地批租工作,要從1986年底市政府召開的一個非常大型的研討會講起。當年這個研討會(注:1986年12月20日,上海市城市經濟學會與市房產經濟學會等共同舉辦了“如何搞活房地產市場”學術討論會,此次討論會為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建設部部長劉輝、上海市政府顧問忻元錫參加了會議。)邀請我作為一個演講者,其他的講者,我記得都是大學的教授以及進行研究工作的那些人。我當時的身份除了是香港的一個專業工作人員之外,還是深圳市的顧問。我們1979年就開始協助深圳市工作,上海那時候還沒開始。上海實際進行這方面改革是在1986年,經過汪道涵主任的那個小組最后拍板,(注:1985年,上海成立了上海市土地批租咨詢領導小組,組長汪道涵。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主任為時任市委研究室副主任俞健,具體工作由市委秘書長曾慶紅負責。)開始實行的。當時在這個研討會上,我記得我做了一個重點發言,內容也同我的專業有關,他們都很認同。

  我演講的內容還是從我的專業工作講起的,主要是對房地產的認識。大概在我十四五歲,還在念港英當局的英文書院——皇仁書院的時候,因為能看到父親從工會帶回來一些關于馬列主義的學習文件,所以就粗略地懂一點馬克思的經濟道理。

  當然我也講了一些實際的經驗,就是香港的房地產經濟在20世紀80年代已經構成了我們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所以,如果土地不能夠作為商品來處理,這對政府是個大損失,也就是說政府有投入,沒有產出。這次研討會后,汪道涵先生就成立了土地體制改革小組,并擔任該小組的主任。其后,這個小組拍板,上海市政府就開始進行上海的土地體制改革。我記得上海跟著搞虹橋土地拍賣,對拍賣章程、土地法規的配套,我是有協助的。

  嚴亞南:在我們手中,有一份您撰寫的《關于我國建立城市地產市場可行性研究》(見附件),時間在1986年8月28日。這篇文章,可以說為我們內地的房地產市場設計了一個系統的架構,也為我們建立房地產市場經濟指出了方向和道路。

  簡福飴:那不敢說。這篇文章應該是在研討會之后寫的。其實我們幾個顧問都是誠心誠意要把香港的經驗推介給上海,而且我們也不是創新,其實是拿了香港幾十年的可行的經驗,比較有系統、比較詳細地介紹給內地的同行。

  王安德:你們當顧問的時候,我們內地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面,通過行政手段來管房子,沒有市場的概念。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隱隱約約意識到土地是一種資源,就開始思考是不是可以成為商品。那時候包括您在內的很多顧問給我們來講課,其實是在給我們輸入概念。您在1986年寫的這篇文章是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講述建立一個完整市場的可行性。

  簡福飴:還有一點基本理論在里面。

  王安德:對,您不單單是告訴我們,今天這個房子可以買,那個房子可以買,而是告訴我們最后要形成一個市場,這個市場是怎么回事?可以不可以做?跟憲法是不是會有沖突?那個時候您就研究這個體系是不是能形成。

  我當時在房地局,就開始學習這些理論和概念,同時我們還在想土地的屬性到底是什么?應該歸土地局還是房地局管?怎么管?您告訴我們要建立一個完整的市場,具有啟蒙性。今天我們這個市場這么大,但那個時候,我們確實是搖搖晃晃在走,顧問的作用就是告訴我們前面的路可不可以走?要怎么走?方向在哪里?因為當時擺在面前有好幾條路,有的路看上去很寬,但走下去是死路;有的路看上去很小,彎彎曲曲,但最后是大道。顧問在這方面就發揮了啟蒙和領路的作用。

  簡福飴:還有就是要排除你們的一些疑慮,這個也是重要的。

  嚴亞南:對,尤其您講到外資對內資的影響,對國內市場的影響。鄧小平同志在深圳劃出個特區,您是覺得在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里要劃一塊特區出來,先建立一個專門針對外資的房地產市場,內、外資兩個市場要隔離。

  簡福飴:我當時提出要區分內、外資兩個市場,主要還是從香港的經驗提出的建議。我們香港盡管是自由市場經濟,但是我們在70年代的末期,本地的資金也斗不過國際資本,尤其是我們股票市場開放的時候,很多本地的中小型企業被收購。我記得1971年、1972年的時候,我們的股票市場從700點、800點上漲到1700點,然后那些國際資本一撤退,我們就被打回原形。

  因為有這么一段歷史,所以就覺得要警惕有國際資本的攪作。盡管當時是把香港房地產的經驗介紹給內地,我們還是保留了這么一個觀點,提醒大家要注意這個問題,別讓我們民間的資金被別人套走。

  當年,我和市里的領導建議,可先以港商、外商為對象,以利用外資、增加創匯為目的。試行初期與內地資金分開,讓外資自行運轉,政府就是收取地價和稅費。當時主要是考慮到你們在開始試行時沒有經驗,不熟悉地產市場的變化規律,如內地資金輕易參與進去,很容易被外資乘隙套走,卷走你們的錢;或是境外投資者租地造房以后賣給你們,賺你們更多的錢;或是外商與內商結合起來搞投機,賺內地更多的錢。這個問題在新加坡曾經發生過,沒有經驗,肯定要吃大苦頭。所以,我主張先把土地批租設計好,讓美國人去賺日本人的錢,英國人賺德國人的錢。上?梢栽谒麄兊馁I賣運轉中,收取地價,賺取外匯。

  

  1987年10月,簡福飴(右二)等香港專業人士在深圳討論上海市土地批租文件。

  王安德:在當時,內資、外資的力量實在是相差太懸殊了。那個時候,內地的工資都是一百、兩百、三百的,住房一千塊一平方米已經算很昂貴了。

  但是,外資的能量那時候是上億的,一億、兩億美元這樣進來,他們能用很少的資本來控制我們很大比例的市場。正是因為經濟實力過于懸殊,所以關于房地產市場的開放度一定要把握好,要先有一個隔離。

  在研究虹橋26號地塊的招標文件的時候,我們在香港開座談會,后來顧問們就叫我們寫上了一句很拗口的話,就是“不持有中國護照的人”可以去買這個地塊的房子,這個地塊將來建造的房子應該是賣給那些“不持有中國護照的人”,外國人、港澳臺人士都可以買,但是持有中國護照的人不能買。

  什么道理?其實是為了保護而不是歧視內地的消費者。因為那些錢,可能是他們辛辛苦苦兩輩子、三輩子攢的,一旦買了以后,人家撤資或者說有個風吹草動,損失的就是兩輩子、三輩子的錢。這些概念,就是這些顧問給我們輸入的,目的是要把這個市場先保護起來。

  在整個中國改革開放前期,雙軌制起了很大作用。那時候,我們的物價是雙軌制的,有一部分是要票證,有一部分不要票證。鋼鐵之類的商品,一部分是供應國有企業的,還有一部分少量供應市場。在外匯方面,外面的人來買中國的東西,要用僑匯券換成外匯券,買完東西,走的時候,再把多余的外匯券換回去。這個市場不允許民間大量兌換,要不然的話,中國這點錢全部被外資換走了。所以說,這個市場的大門是一點一點慢慢打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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