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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龍蜚:“一個圖章”機構設立始末

2019-08-22 來源:上海黨史網 作者:葉龍蜚/口述 徐建剛、范永進、謝黎萍、李漢國、黃金平、唐旻紅、沈霞、黃嘯、龔思文/采訪整理

  編者按: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櫛風沐雨,40年砥礪奮進,40年成就舉世矚目,40年歷程艱辛探索。上海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縮影,“排頭兵”“先行者”,為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反映上海在40年來許多鮮為人知的先行先試改革開放往事,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組織全市各黨史部門,在各方大力支持下,組織編寫了“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旨在通過親歷者的口述,收集和保存上海改革開放的歷史資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改革開放再出發提供有益的借鑒。本文經澎湃新聞首發。

  

  澎湃新聞劉箏圖

  口述:葉龍蜚(曾任上海市外國投資工作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采訪:徐建剛、范永進、謝黎萍、李漢國、黃金平、唐旻紅、沈霞、黃嘯、龔思文

  整理:黃金平、龔思文

  時間:2018年8月5日

  改革開放40年,對上海來講真正起步是30年,差不多是從1988年、1989年開始的。1990年4月,黨中央宣布浦東開發開放。但是,大規模啟動是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其實,在這之前作了很多準備。

  所以,歷史的機遇有歷史的鋪墊,除了人的因素,還有各方面的條件和時機。上海城市發展為什么會“后來居上”?這與上海的歷史人文,與上海歷屆的領導所做的工作,與外部機遇,都有很重要的關聯。此外,推進工作要有一支隊伍,有這樣一批人去干,否則也要錯過機遇。這樣回過頭去看,我們能夠趕上改革開放這一大好時期,在歷史進程中參與了一部分工作。

  “后來居上”亟待“破題”

  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上海并沒有先發優勢。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央的步驟首先是在廣東、福建建立經濟特區,所以上海是后發的。為什么上海后發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上海在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影響太大,如果拿上海來做試驗,成功當然最好,萬一有什么挫折,會影響大局。上海當時承擔的財政收入是全國的六分之一,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上海的發展和建設;加上體制機制變革等多重因素影響,上海的傳統工業受到的沖擊比較大,經濟狀況愈加困難。即便如此,在引入先進技術方面,上海也沒有去走類似于“SKD”(Semi Knocked Down)、“CKD”(Completely Knocked Down)等“三來一補”搞加工的路子;我們是努力通過引進、消化和吸收,力爭讓自己做出來的產品也不比國外的差。這樣一步一步、艱難而扎實地鞏固自己的工業根基。從現在來看,這是為上!昂髞砭由稀焙统掷m發展打下了很重要的基礎。

  上世紀80年代初期,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貫徹干部“四化”方針,一批“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干部得到培養、鍛煉成熟,并走上了領導崗位。在當時背景下,“專業化”主要就是“數理化”,那批領導干部都是受過高等教育,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專業技術人才。從思維模式上看,他們是“連續性”而不是“跳躍性”的;從工作實踐上講,他們更是注重傳承、講求“軌跡”的。對于上海的建設發展思路的一脈相承來說,這是具有關鍵性作用的。

  我們上海能夠持續發展,直至今天取得輝煌成就,更離不開上海的歷屆領導高瞻遠矚、統籌謀劃。他們個個都在為上海的今天做了很多重要的工作。

  首先是我們的汪道涵老市長。汪道涵認定,我們上海這個城市一定有她發展起來的某一天。上海有這個潛力:有歷史的沉淀,有那么好的教育;上海人聰明、肯干、勤勞。但他也認為,上海發展起來不是在他在任的時候。那在什么時候呢?也不知道。怎么做呢?當時也不太清楚。但是上海必須要做一件大手筆的事情。上海浦東500平方公里,汪道涵那個時候就看中了:他認為上海有這500平方公里開發,是上海將來有機會成為國際性大城市的基礎;再加上上海人文、歷史、教育、文化、人才這些因素,終有一天得以發展。所以,在老市長的親自推動下,圍繞上海改造振興、浦東開發等主題,上海在1984年和1988年先后召開了兩次重要研討會,還建立起相關的研究咨詢機構。當時,開發浦東的觀點得到了貝聿銘、林同炎等著名專家的高度贊同。

  到了1980年代中期,雖然中央還沒有把上海推到第一線,但是上海已經開始做鋪墊了。江澤民在上海任職期間,1986年,國務院批復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方案》中,就已經明確指出:“當前特別要注意有計劃地建設和改造浦東地區。要盡快修建黃浦江大橋及隧道等工程,在浦東發展金融、貿易、科技、文教和商業服務設施,建設新居住區,使浦東地區成為現代化新區!贝撕,上海先后編制完成《浦東新區規劃綱要》和《浦東新區總體規劃初步方案》。這些綜合性的發展規劃,經過咨詢、論證、座談、研討,應該說浦東新區整體性的社會發展、人口發展、經濟發展形態,以及所有的基礎設施、功能布局、所需資金等等,都已經有一個框架了。到1990年代初,在國際國內多重因素的影響下,開發浦東從關系國家發展全局的戰略高度被提上議事日程。

  上海的改造振興和浦東開發,離不開大量資金支持,尤其是迫切需要吸引外資。正如剛來上海工作的朱镕基坦言:上?恳荒14億元解決不了大問題,不采取大動作把上百億美元外資吸引進來,上海的面貌根本改變不了。然而,上海雖然是全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在國際上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但在利用外資工作上,與走在改革開放最前列的東南沿海城市和地區相比,差距卻也十分明顯,傳統計劃經濟的禁錮和束縛成為問題的關鍵所在。如何從體制機制上“破題”,成為了上海對外開放的首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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