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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為何在上海誕生:“人”的因素是關鍵

2021-03-31 來源:《上海黨史與黨建》 作者:齊衛平 選稿:張丹洋

  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標志著中國革命從此有了嶄新的領導力量。歷史雄辯地證明,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具有深刻的歷史必然性。當前,學界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考證已取得了重要成果,對言深講明中國共產黨創建的諸多史實大有裨益。但無論是從上海的經濟地位解讀,抑或是從上海的文化繁榮角度追問,都不應當忽視“人”作為關鍵因素的存在,本文擬對此進行深度探討。

  01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具有歷史必然性的基本闡釋

  馬克思指出:“歷史事件似乎總的來說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敝袊伯a黨成立這個開天辟地大事件的發生,表現著近代中國社會的嬗變邏輯,是歷史意志催生的必然結果。中國共產黨成立具有必然性,選擇在上海誕生也具有必然性,這兩個必然性的統一,對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的階級屬性、組織特征和先進本質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在黨的歷史文獻資料里,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很早就有明確的結論!爸袊谝慌伯a主義小組是一九二〇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彪S著《新青年》雜志的南遷,上海的黨組織不斷發展完善,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發源地。1949年5月29日,毛澤東在審閱修改新華社社論稿《祝上海解放》中明確指出:“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在長時期間它是中國革命運動的指導中心!边@說明作為“一大”代表和黨的最高領袖的毛澤東確認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結論。習近平總書記也對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有明確論述。2017年11月,黨的十九大閉幕一周后,他在瞻仰中共一大會址時強調:“我們黨從這里誕生,從這里出征,從這里走向全國執政。這里是我們黨的根脈!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考察上海時再次強調:“上海是我們黨的誕生地,黨成立后黨中央機關長期駐扎上海!边@些論述表明,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已經成為確鑿的歷史結論,留存于黨的歷史長卷之中。

  長期以來,中共黨史研究的各種著作也對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有豐富的闡述,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最具權威性。書中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籌建過程中,上海、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處于發起的地位,這與兩個城市馬克思主義傳播較早,工人運動發展較快,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較多有關!逼渌俜匠霭娴狞h史書籍基本沿用了這種說法,成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敘事的共識之一。從社會上看,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結論得到廣泛的認同,歷經百年已經在中國人民頭腦中留下深刻印象。

  在理論研究中,學者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緣由有很多探索,成果豐碩?傮w上,論述其歷史必然性主要基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這個結論。從這個結論出發,理論研究者從上海工人階級數量多、隊伍大,工人運動發展相對較成熟等方面,突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階級基礎;從上海新文化運動開展和馬克思主義傳播等方面,突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思想基礎;從上海先進知識分子深入工廠傳播先進思想等方面,突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等等,進而構成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多維闡釋路徑。傳統視角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經濟重鎮。生產力相對發達,地理位置海陸俱佳,交通四通八達,電訊技術全國領先,這些都是建黨的有利條件。中國共產黨建立前,上海已經發展成為當時中國的特大型城市,成為集商業、金融、工業、房產業等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便利的交通設施,迅捷的信息傳遞,發達的工商貿易,充盈的金融資產,繁盛的房屋買賣租賃,這些地緣條件使上海成為建黨理想場所。

  第二,上海是當時全國文化的中心。中國現代出版業的發展過程中,上海一直扮演著中心的角色地位。上海是西學輸入中國的窗口,19世紀四五十年代國內問世的西書多出自上海。1868年,晚清政府在上海創辦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歷時最久、出書最多的西書出版機構。1900年以前,中國9家具有重要影響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中,上海有7家,所出各種西書567種,其中上海出版434種,占77%。1900—1911年,中國74家稍具規模的西書翻譯出版機構中,上海有58家。最先進的印刷機械和印刷方式不斷地引進到上海,上海成為全國印刷條件最好,印刷設備最先進的城市。此外,圖書館、博物館、報館、書局、電影院、體育場等公共服務機構和設施在上海興辦,使文化發展呈現繁榮景象。毫無疑問,文化機構和文化出版物的勃興為各種社會思潮交相輝映奠定基礎。馬克思主義思潮在與各種社會思潮的競爭中,逐步顯示出科學性、先進性與適用性,最終成為先進分子的救國選擇。

  第三,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集中之地。鄧小平指出:上海工人階級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帶頭羊。1930年,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認為上海紡織廠的發展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工業發展的縮影。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上海的產業工人約有14萬至15萬人,其中,在500人以上大工廠中就業的約有7.7萬人。外資工廠中的工人約為3.5萬人,占45.5%;民族資本企業中的工人約4.2萬人,占54.5%。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民族資本投資的棉紡織業、面粉工業、繅絲工業、卷煙、化妝品、皮革、火柴、機器等行業迅速發展起來,工人階級隊伍快速增長。至1919年,城市人口200萬的上海,就有各業工人共計51.38萬人。這一時期,全國各業工人總計194.6萬人,其中產業工人102.2萬人。上海各業工人占全國各業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產業工人占全國產業工人總數的17.9%,而上海的產業工人又多集中在500人以上的大企業中。在這些大工廠做工的產業工人有10.81萬人,占上海產業工人總數的59.6%。上海在近代工業發展中的地位決定了它在聚集新社會力量上居于領先地位,工人運動也因此而此起彼伏。產業的發展對黨的成立具有重要作用,蔡和森曾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指出:“有了新的工人階級的發展,于是就接著發生第二種的現象,即是有自然的罷工運動!本o接著自然罷工的就是工人階級的組織化發展。加之,五四運動的中心從北京轉移到上海,直接促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登上歷史舞臺。

  第四,上海是受先進人士青睞的城市。經濟發達、生活便利、文化繁榮,是吸引知識分子最為重要的要素,鴉片戰爭后一批又一批先進人士匯聚上海。這些先進人士既包括為躲避抓捕而逃難隱藏的革命者,也包括從事作品創造的文化人,還包括從國外留學歸來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期間,蔡元培、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劉大白等諸多各路先進人士紛紛在上;顒,他們聚焦在一起,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準備了干部力量。1920年4月,為了更多地了解中國情況,維經斯基向陳獨秀提出能否和中國的知識分子談談,陳獨秀當即答應說:“吳先生想和中國先進分子取得廣泛聯系,到上海是最適合的地點。這里集中了各個學派和社團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庇纱丝梢,上海在時人心目中的文化形象。同時,也體現出上海備受知識分子青睞。

  02

  近十年來研究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地緣環境新視角

  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研究在近十年里取得了一系列新進展,有些史料稽考進一步論證了既有結論,有些以前未被采用的分析視角被挖掘出來。2011年慶祝建黨90周年是一個重要契機,促進了中共黨史研究的深入,創新成果不斷涌現。關于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研究中,一些學者作出新的思考。熊月之在《中共“一大”為什么選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一文中提到選擇法租界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國政府當局對各地革命的態度是“京嚴滬寬”,而這一態勢的形成離不開上海的“三治四界”。較之于其他租界,1914年到1930年間法租界的人口密度更低。同時,房屋價格相對低廉,而且交通便利。此外,再從治安和對革命的態度上與公共租界進行對比,法租界也更有利于建黨活動。這種觀點,蔣杰和張玉菡的文章中都有提及。還需指出的是,熊月之提到法租界的俄僑較多,對蘇聯來華使者也是一個很好的隱藏地。在當時,上海所具備的地緣政治優勢是中國其他地方不具備的。

  蔣杰在《中共“一大”為何在“樹德里”召開》一文中進一步指出,中共一大在樹德里召開的原因有以下幾點:其一,法租界對革命黨人較為安全,從政治模式和價值信念來看,法租界的批捕手續繁瑣和警力有限,同時具有自己的價值理念,不易為華界當局影響;其二,從地理位置和街區產生的歷史沿革來分析,西門區由于租界的擴張而大興土木基建,具有區位合理、交通便利和房租低廉的優勢,是法租界貫通新舊街區的要沖。同時“永德里”旁邊的“永吉里”由于老上海的石庫門建筑和相似而復雜的街道使其安全性更強。蔣杰的研究更加具體,更加微觀,從歷史史料中分析了中共一大地點選擇的緣由。

  與熊月之與蔣杰不同,張玉菡在《中共建黨與上海復興公園街區》一文中,從時間的縱向上對中共建黨活動在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中的活動進行探究,認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這一選擇,和這一街區的區位環境、中共早期領導人的思想認識及其與國民黨人的關系都有著密切的關聯。

  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闡述還有很多,以上列舉的只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無論是傳統視角還是近年來的創新研究,都為深刻認識中國共產黨誕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它誕生于上海的歷史必然性提供了具有說服力的證據。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必然性是社會意志的綜合集成,“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恩格斯這段論述中所說的“意志”不是主觀意識,而是客觀作用,其中既包括物的因素,也包括人的因素。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必然性,正是體現中國社會“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在“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下產生的最終結果。如果說生產力發達、交通便利、出版業繁榮、思想文化活躍等構成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物的因素的話,那么,以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的知識分子開展的建黨活動,則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人的因素。還原1921年的建黨場景,正是一群激情的人物選擇了一個合適的城市,建立了一個先進的政黨,創造了一個偉大的事件,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具有歷史必然性,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具有歷史必然性。

  鴉片戰爭后的中國,上海雖然不是國內的政治中心,但政治活動也十分活躍。辛亥革命前后很多政黨都是在上海建立的!拔洳缕,清帝退位言論結社,較前自由”,立憲派、革命派和滿清舊官僚通過分化磨合,陸續組合成了數百個政黨組織!斑@些小黨派,往往是少數幾個人,甚至一個人所發起,拉攏了幾個同志和可資號召的軍政界人物,就發表宣言,招收黨徒”。這些團體中,有的是為了自身利益而組成的“利益團體”,有的僅是對某些政策表示贊成或反對而組成的“團體”。據《民初黨會調查表》可知,上海黨會共132個,北京共78個,廣州共25個。這些黨會中,聯誼類、實業類、學術類、公益類黨會最多,上海分別是34、23、21和19個。北京分別是19、19、9和5個。廣州分別是3、5、4和2個。由此可知,上海相對于政治中心的北京來說,在政治活動方面并不遜色,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合乎情理。

  03

  “人”的因素是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的關鍵

  政黨的實踐活動要求我們必須注重“人”的因素。按照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決不是個別人或少數人群體主觀意志的結果,但這并不等于說是忽視人的因素。政黨作為社會的政治組織,其誕生既因緣于物質的客觀條件,又取決于人的主觀覺悟。越來越多的史料表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選擇在上海誕生,上海之所以成為中共一大召開之地,人是關鍵因素。

  首先,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人物陳獨秀開展活動的中心在上海。陳獨秀于1920年2月到達上海,暫居在上海亞東圖書館。此后,漁陽里2號成為他的寓所,許多商議建黨的事宜在這里進行,以他為中心聚集起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使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立在上海得以落實。也因此,陳獨秀為中國共產黨創建作出了突出的貢獻。他邀請陳望道翻譯《共產黨宣言》,積極傳播革命思想。委托惲代英翻譯考茨基的《階級斗爭》。這些作品的問世,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轉變思想觀念帶來了重要影響。此外,1920年11月7日,陳獨秀創辦的《共產黨》月刊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的理論刊物。1921年,盡管他因身處廣州沒有出席中共一大,但還是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不二人選。這一觀點并非意在強調建黨中的個體作用,而是旨在突出具有馬克思主義理論品質的進步青年發揮的作用。顯然這些進步青年隨著形勢的發展,迅速組織化了,而組織化的后果就是產生了中國共產黨。

  其次,籌備中共一大召開事宜所有的活動在上海;I建活動中,1920年陳獨秀等人先期成立的發起組扮演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發起者角色,國內以及日本等地的早期組織的建立都與它有關,這些組織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毛澤東、張申府等都先后到過上海,一方面使建黨從醞釀進入實際操作階段,另一方面又使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成為必然選擇。再者,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人的上海寓所為召開中共一大提供了現成的場所。陳獨秀于1920年12月離開上海去廣州,李漢俊住在距離陳獨秀寓所不遠的貝勒路樹德里,即望志路108號,它與望志路106號的后天井相通,同為李書城、李漢俊兄弟寓所(現為興業路76號)。這個寓所就被確定為中共一大召開的會議場所。此外,李達和夫人王會悟也是建黨活動的重要人物,他們先是住在陳獨秀寓所的亭子間里,后搬到輔德里625號(今成都北路7弄30號)居住。當中共一大召開期間發生租界巡捕搜查事件后,王會悟便利用她的關系使會議轉移到嘉興南湖的游船上繼續進行。這些人串聯起一系列的事,通過他們的努力才促成中國共產黨的建立。

  最后,在國際主義的原則之下,共產國際工作人員在中國的活動具有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建黨活動,最早到達的就是上海。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派維經斯基考察中國建黨的條件并建立雙方的聯系。經李大釗引薦,維經斯基在上海見到了陳獨秀。這次會面加快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步伐。這也凸顯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必然性:一方面中國內部已經開始醞釀建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前來考察,鼓勵中國建黨。兩方一拍即合,建黨一事就此提上了議事日程。不晚于1920年11月,俄共(布)西伯利亞州局東方民族部給其派赴中國代表的指令中,建立聯系的路線有兩條:一是赤塔—滿洲里—哈爾濱—上海;二是赤塔—布拉戈維申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上海?梢,這兩條路線要到達的終點都是上海。1921年6月,共產國際派馬林等人到上海,參與籌備中共一大。7月,中共一大召開,正式將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共產黨。由此可見,共產國際指導中國共產黨建黨都是在上海完成的。

  《孟子?公孫丑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边@里突出強調了人的因素。其實,從事物發生的必然性來說,天時地利人和的三個要素缺一不可!疤鞎r”指的是時機,“地利”指的是空間,“人和”指的是實現兩者鏈接的關系。中國共產黨于1921年正式建立,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核心人物和骨干力量達成建黨共識,構成中國共產黨誕生在“天時地利人和”上的統一。這樣的天時地利人和不僅決定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必然性,而且也決定了上海在中國共產黨歷史起步階段的厚重地位。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上海創造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諸多第一。其二,中國共產黨成立后黨中央機構長期駐扎上海。從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到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往江西,這12年間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除3次短暫遷離的特殊情況外,一直設在上海。重要的黨中央機構如中共中央局、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等長期在上海辦公開展工作。雖然上海也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的嚴密控制,革命的環境也不理想,開展活動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就是在殘酷的環境中,長期駐扎上海的中共中央克服和戰勝各種困難,出色地完成了各項領導任務。由于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長期駐扎上海,許許多多著名中共領導人便經常來往活動于上海,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瞿秋白、陳云、張太雷、惲代英、任弼時、鄧小平等,還有向警予等革命英烈,都在上海留下了革命足跡。由此而言,上?胺Q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的第一塊紅色圣地。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不久,列寧就以他敏銳的眼光提出,中國將會在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民主主義內核的基礎上產生一個超越資產階級革命黨的嶄新政黨,“由于在中國將出現更多的上海,中國無產階級也將日益成長起來。它一定會建立這樣或那樣的中國社會民主工黨!边@個預言不到10年就被中國共產黨成立的事實所驗證,而列寧觀察中國的重心是“上!,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必然性。作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無疑賦予上海這座城市以光榮的色彩,然而,中共一大宣告成立的不是地方性組織,而是全國性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全國的光榮,是中華民族的榮耀。中國共產黨誕生于上海的歷史必然性寓意的是馬克思主義先進政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歷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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