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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那些投身中共國際統一戰線的國際友人

2021-08-17 來源:文匯報 作者:潘光

  至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已有常住的外籍人士近10萬人,大批歐洲猶太難民的涌入,使這一數字直線上升。上海的中外人士在反法西斯斗爭中互相支持,使這個東方大都市成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際統一戰線中的一個重要戰場。白求恩、柯棣華等國際主義戰士大家都很熟悉,本次講座以上海為切入點,重點講述一些并不太為人所熟知的具體歷史人物和史實。

  與中國并肩抗日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變后,上海外僑均掀起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浪潮,不但發表聲明談話,而且捐錢捐物,還積極投身抗日一線。

毛澤東在延安會見希伯

  波蘭記者希伯用筆傳播中國抗日,用槍反擊日軍

  波蘭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積極支持中國抗日運動,還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抗日前線采訪。1938年秋天,他以記者身份從上海到皖南新四軍駐地進行采訪,此后寫了大量宣傳新四軍的文章在國外發表。1941年10月,希伯到山東根據地考察,受到當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11月30日,希伯在山東沂南縣的一次反掃蕩中被鬼子圍在一個山頭,他拒絕戰士的掩護撤退,最后犧牲時手中還緊握鋼槍。1963年,他被埋葬于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山東人民為他建立了紀念碑,碑文上銘刻著“為國際主義奔走歐亞,為抗擊日寇血染沂蒙”。

  加拿大“雙槍科亨”為中國四處購買重要軍火

  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在檀香山結識孫中山先生后,隨其來華擔任負責安全的副官,他受宋慶齡影響支持國共合作,因別著兩支槍被稱為“雙槍科亨”?箲鸨l后,他奔走于南京、重慶、廣州、香港等地,在中國軍隊的對外聯絡和軍備采購方面發揮了特殊的作用。1941年他不幸在香港被日軍俘虜,1943年遭遣送回國后,他仍然不忘宣傳中國的抗日,積極尋求國際支援。1944年6月,不是共產黨員的他呼吁道:“中國的抗戰已進入了第8個年頭,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著一場令世人矚目的戰爭。但是,為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她還需要加強空軍力量和重型武器裝備!

  韓國義士尹奉吉在虹口公園炸死一批日本將領

  日本大舉侵略中國后,流亡中國的朝鮮義士同仇敵愾,積極投入抗日運動,其中不少人后來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隊伍,如鄭律成同志到了延安,寫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和“延安頌”。后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中還涌現了“朝鮮旅”“朝鮮師!彼麄兌荚苈脺拇箜n民國臨時政府領導。

  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4月29日,在主張抗日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親自指揮和精心策劃下,年輕的“韓人愛國團”成員尹奉吉,將炸彈裝進水壺混進了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當日本侵滬軍總司令白川大將等日本在滬軍政要員登上檢閱臺時,尹奉吉將水壺奮力扔向檢閱臺,隨著一聲巨響,白川大將等30余日本人當場被斃被傷。而尹奉吉志士不幸被俘犧牲。

  此事使上海和全國人心振奮,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斗志。直至1937年“八·一三”日本占領上海之后,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不得不離開上海,輾轉到了杭州、西安、重慶等地。

  目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紀念館已經與猶太難民紀念館共同作為上海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羅生特紀念郵票

  奧地利羅生特從法租界到“四野”衛生部部長

  奧地利猶太醫生羅生特是社會民主黨員,德國吞并奧地利后被投入集中營,后幾經周折來到了上海,在法租界開了一家泌尿科和婦產科診所。1941年3月,羅生特來到蘇北鹽城,加入了新四軍,成為第一位新四軍衛生部國際顧問,他除了救治病人外,還為部隊培養了大批醫護人員。1942年,羅生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3年4月,為診治羅榮桓同志嚴重的腎病,羅生特轉赴山東擔任了山東軍區衛生部顧問,最后他到達東北,擔任第四野戰軍第一縱隊的衛生部部長。

  1949年,羅生特返回奧地利探親,家人都被納粹殺害了,只有前往表弟所在的以色列,中共始終沒能聯系上他。直至中以建交后,才找到了他的墓地,原來他已在1952年因病逝世。

  山東建有羅生特國際和平醫院,這是除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以外的第二個以外國人命名的醫院。另外,還設有羅生特國際醫學獎學金,奧地利維也納建有羅生特紀念碑,中國還發行了紀念羅生特的特別郵票。

  前幾年,山東舉辦紀念羅生特的活動,特意從美國邀請其侄女前來參加,當地老百姓向其敬獻了一面巨幅錦旗,上面寫著“沒有羅生特大夫,就沒有俺一家”。

傅拉都在中國

  “紅衣戰士”傅拉都領導國際援華醫療隊赴重慶

  2016年6月,習近平主席訪問波蘭時,在波蘭《共和國報》發表題為《推動中波友誼航船全速前進》的署名文章,專門提到“傅拉都、戎格曼等波蘭友人不遠萬里來華,為中國抗日戰爭提供醫療支援!

  傅拉都是波蘭共產黨員,1936至1937年前往西班牙支援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西班牙戰役失敗后,參與戰斗的這些共產黨員很多都輾轉到了上海和香港,再深入抗日前線,包括白求恩。傅拉都建立了一支來自30多個國家醫生組成的援華醫療隊,其中90%是共產黨員,許多人都犧牲在了抗日第一線。

  傅拉都到達重慶后見到了周恩來。他們提出要去延安,但周恩來說,現在是抗日統一戰線,在哪里都是抗日。因此,傅拉都同意繼續留在國統區。

  國際援華醫療隊的紀念碑設在貴州省貴陽市的圖云關,是戰爭期間中國紅十字隊的總部所在地。紀念碑上鐫刻了援華醫療隊員名字,傅拉都作為領導人排在第一位。解放后周恩來總理訪問波蘭時見到了傅拉都,他此后被委派到中國擔任波蘭駐中國大使館的參贊。

  秘密戰線的國際友人

  當時上海反法西斯秘密戰線斗爭非常激烈,參與者包括中共地下組織,從國共內戰發展起來的中央特科,后來延安的社會部,中央軍委的情報部,還有國民黨的軍統。更值得關注的是各國共產黨人的秘密斗爭。

左爾格在上海

  左爾格給莫斯科發去近600份急電,判斷日本不會進攻蘇聯

  里夏德·左爾格,出生于阿塞拜疆,蘇共黨員,在柏林取得德國護照,并獲得了《德意志糧食報》特派記者頭銜。他化名亞歷山大·約翰遜,于1930年1月30日來到上海,領導秘密情報組織拉姆扎小組。左爾格的公開職業是研究銀行業務。

  他的情報小組里有一批住在上海的德僑、英僑、美僑、猶僑、日僑和俄僑,許多人都是共產黨員。據俄羅斯新近解密的檔案,左爾格在上海從事情報工作期間,共發回莫斯科597份急電,其中有335份直接通報給了中國工農紅軍或中華蘇維埃政府。

  小組的核心成員、日本首相秘書、日共黨員尾琦秀實搞到了大量日本高層及軍方的最機密情報,包括日本進攻中國的計劃和部署,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等。他在被捕之后一字不吐,最后被殘忍絞死。

  我曾接觸過小組成員魯特·維爾納,代號“索尼婭”,負責管理小組的電臺,居住在霞飛路上的寓所。1988年,鄧小平邀請當年支持過中國革命的德共老黨員訪問中國,我陪她去了霞飛路尋訪故地。2000年,維爾納還獲得普京總統授予的勛章。她于2001年逝世,年近百歲。

  左爾格后來又到日本繼續從事情報工作,獲取大量重要情報。最重要的有:德國可能在1941年6月22日進攻蘇聯;準確判斷日本不會配合德國向蘇聯發動進攻,使斯大林得以將幾十萬精兵從西伯利亞調往莫斯科,擊潰了圍攻莫斯科的德軍。因為這一機密情報只有極少數人知曉,所以日本特高科將懷疑對象縮小,尾琦秀實和左爾格因此被捕,于1944年11月7日犧牲。

  1965年被追授為“蘇聯英雄”,曾和周恩來會晤

  當然,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鼎力相助,左爾格是不可能取得如此業績的。

  該小組與中共地下組織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中共黨員張文秋、陳翰笙、劉思慕都是該小組核心成員。據張文秋回憶,1932年的一天,周恩來親自將她介紹給左爾格,左爾格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

  為了保護仍處于“地下”的同志,蘇聯政府當時并不承認左爾格的行動,直到1965年才正式追授左爾格“蘇聯英雄”稱號,F在,俄、日、中都有左爾格研究學會。左爾格情報小組對世界反法西斯斗爭杰出的貢獻永不磨滅。

  俄羅斯人、猶太人,各國均有反法西斯戰友

  除了左爾格小組,白俄將軍莫洛契科夫斯基1941年后移居上海辣斐德路(今復興中路)559號D,為中國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該年10月26日晨,日本憲兵隊偵知其在法租界內設有秘密電臺,即突襲其寓所,莫氏開槍自殺,年僅45歲。

  弗蘭克·塞萊格是上海猶太難民中的一位工程師,當日本當局要他幫助指導生產手榴彈和其他軍火時,他便與中國工人密切配合,設法使生產的手榴彈不能爆炸,以這種間接的方式打擊日本侵略者。

  中外人士救助難民

  上海在二戰中救助三萬來自歐洲的猶太難民的事跡已耳熟能詳,與此同時,法國神父奮不顧身解救了30萬中國難民,中共地下黨員在難民區培養進步人士、發展共產黨員的史實,這幾年披露的細節也越來越多。

饒家駒和在柏林的墓

  世界現代史上首個戰時平民安全區誕生在上海

  饒家駒1879年出生在法國桑特,1913年前后來到上海耶穌會圣心堂服務,并兼任法國人辦的震旦大學教授。在一次化學實驗中,他的右臂被炸傷鋸掉,因而人稱“獨臂神父”。他極具語言天賦,精通英語、法語、拉丁語、日語,不僅會說一口漂亮的普通話,甚至還會說上海話。

  我的父親共產黨員潘大成(潘達)是越南歸僑,精通法語,三十年代初進震旦大學學習,與饒家駒有師生之誼,協助饒神父做了許多難民工作,并按他的要求和中共地下黨的安排,擔任了國際救濟委員會第一難民收容所(下稱“國際一所”)所長。

  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幾十萬難民紛紛涌入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日本人拉起鐵絲網予以阻擋。當時,法租界已建有容量為幾百人的難民所6個,但從南市、閘北過來的幾十萬難民多達幾十萬。饒家駒神父作為互相視為敵人的中日雙方的調停人,以多重臨時身份分別與上海市長俞鴻鈞、日本駐滬總領事岡本季正商定了一些非正式的“協議”,同意在南市設立一個供非戰斗人員居住的區域,在戰爭時期保持該區域的非軍事化。由于各方在該區域性質和主權等問題上爭執不下,饒家駒以高超的斡旋技巧提出了一個用自己名字命名的“饒家駒區”(La Zone Jacquinot,也稱“饒家駒安全區”),獲得了各方的認可,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時開始運作。就這樣,世界現代史上第一個戰爭時期的平民安全區“饒家駒區”在上海誕生了。

  難民所向新四軍和延安輸送進步青年和黨員干部

  據父親回憶,“八·一三”后,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將從國民黨蘇州反省院、漕河涇監獄、提籃橋監獄中保釋出來的中共黨員30余人,秘密安排到國際一所和慈聯會下屬的難民收容所內醫治疾病。他還安排50多名青壯年到浦東參加抗日游擊隊,先后輸送3批約200人參加新四軍,還推薦若干進步青年去了延安。父親認為,饒家駒是察覺到中共在國際一所內的活動的,但只要有利于難民工作,他都不表示反對。

  據統計,從1938年至1941年,中共地下黨在難民收容所中發展中共黨員390余人;三次向皖南新四軍軍部輸送青年干部1200余名,其中黨員80人;向上海郊區、蘇南、蘇北、蘇中等地輸送2000多人,其中黨員骨干50多人。上海工廠陸續復工以后,中共地下黨又從收容所中選出50名黨員干部,派到各廠開展工人運動。

  難民收容所很多人后來成為中共和新中國的領導干部,如擔任上海市長的曹荻秋,擔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陳國棟,擔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韓念龍,擔任全國人大常委的著名經濟學家吳大琨,等等。

  《日內瓦公約》保護難民公約,溯源到上海的饒家駒

  饒家駒拯救了幾十萬的難民,促使難民保護被納入國際公約,成為《日內瓦公約》中的一個重要內容。1948年國際紅十字大會通過了《戰爭保護平民的公約(草案)》,特別提到了1937年饒家駒建立的上海平民保護區,并成為典型案例。聯合國專門設立了難民救濟組織,其最早的根據就是1937年上海的“饒家駒安全區”。此次奧運會還有難民代表團,這也得追溯到上海。所以,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饒家駒先生。

  經過70多年的尋找,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終于在柏林近郊找到了饒家駒的墓碑,使館人員隆重地獻上鮮花,饒家駒終于等到“故鄉”中國的朋友來看望他。后來墓碑上用中德法英四種文字寫上“這里長眠著一位不朽的人道主義者,法蘭西神父饒家駒”。

  2017年12月14日,“上海南市難民區紀念碑”在原“饒家駒安全區”所在的南市地區落成。

  以史為鑒,開創未來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幾點結論。

  第一,上海作為中國最大的城市,經歷了近14年的抗日戰爭。在這艱苦和漫長的歲月里,中國人民和上海人民的抗日斗爭始終與各國人民的反法西斯斗爭密切結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使上海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戰場。這種互相援助,充分體現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強大力量。

  第二,就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而言,上海的中外居民千差萬異,如外僑中一些人是靠不平等的特權起家的,另一些人曾經是堅決反蘇反共的。然而,當全人類面臨法西斯的威脅時,大多數人,即使是上述那兩類人都毫不猶豫地站到了堅決抗擊日本法西斯的一邊,為支持中國抗日斗爭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事。這使我們更加深刻地體會到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偉大凝聚力和重要意義。

  因此,研究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中國、上海的活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果,不僅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且還具有從“以史為鑒,溫故知新”到“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重要現實意義,特別是在一些人妄圖否定歷史、篡改歷史的時候,這一現實意義就更顯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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