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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維漢:新中國第一任統戰部長

2016-11-24

  李維漢,又名羅邁,1896年6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長沙縣高橋鄉八斗沖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湖南一師,辛亥革命后,和毛澤東、蔡和森一起成立新民學會,1919年10月赴法國留學,后去德國,1922年回國,經毛澤東、蔡和森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陜甘省委書記、中央黨校校長、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中央城工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等職,在統戰部長崗位上13年,為統一戰線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周恩來說,維漢政協籌備工作出力最大

  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將中央城工部改組成立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李維漢任部長。在中央領導下,主管統一戰線工作和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具體工作,并于新政協籌備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上當選第一小組組長。

  第一小組的職責是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任務下達后,他與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從香港和國民黨統治區來解放區參加籌備召開新政協的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接觸,商談新政協的有關事宜,特別是參加新政協會議的代表問題。

  新政協籌備工作期間,常委會一共收到30件團體的和個人的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書面請求。李維漢在會上提出,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他說:首先注意政治嚴肅性,嚴格分清敵我,拒絕國民黨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和反動分子;同時在此基礎上強調團結的廣泛性,盡可能多地容納各個方面的團體和代表人物,務使一切為革命作出貢獻的團體和代表人物都能適當安排,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于是,他帶領小組成員,擬定了具體要求:一是這些要求參加新政協的政治派別和團體中,有些在解放戰爭期間對革命雖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嚴重不純,成份復雜;有些并無民主運動的歷史和實際表現;有些在解放戰爭時期還有過反動行為;還有些則是極少數反動分子或政治投機分子臨時拼湊起來進行招搖撞騙的反動組織?偟恼f,都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參加新政協的標準,因此,作為單位,不能邀請參加。二是對他們中有民主運動歷史并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在他們的政治派別或團體宣告結束以后,邀請他們以個人身份參加政協或在工作上做適當安排。三是對他們中的一般成員,只要不是反動分子,都給以學習和工作的機會,愿意參加其他民主黨派的,幫助向有關黨派推薦。四是對于當時同美帝和國民黨反動政權關系密切,并仍為他們服務的團體,如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則予以解散。但對他們舉辦的事業,在接管以后加以改造,使之為人民服務。其中的工作人員,酌情分配適當工作?傊,既要堅持政治上的嚴肅性,又要實現團結的廣泛性,擴大統一戰線的團結面。

  在處理這些請求的基本指導思想確立后,最后還確定一條最重要的條款,即“新政協參加范圍,由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反對國民黨統治、反對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組成,南京反動政府系統下的一切反動黨派及反動分子必須排除,不許參加”。這樣,就為新政協的召開作好了政治和思想上的準備。

  本著這樣的原則,在工作中李維漢較好地處理了棘手問題。如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以下簡稱孫盟)從國民黨中分化出來的一個政治派別。它的前身名中國農工社會黨。早在1944年,國民黨內一部分反蔣分子在座談會的基礎上形成兩個小團體,即農工社和大眾社。1945年這兩個小團體在國民黨當局的壓迫下無形解體。追至1947年蔣介石徹底撕毀政協決議、發動全面內戰以后,原農工社和大眾社的成員在南京發起組成中國農工社會黨。該黨成立后曾派人去香港同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聯系,要求作為民革的一部分。當時,朱蘊山代表民革表示歡迎,同時要求他們更改黨的名稱。1948年春季,中國農工社會黨改名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但并未并入民革。孫盟的主要負責人有許聞天、鄧昊明等。

  孫盟的政治主張的積極面是聯共反蔣,要求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在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前,曾派人同蘇北中共黨組織和解放軍取得聯系。后來也曾派人去香港同中共在港負責人聯系。它的領導層中也有個別共產黨員參加。對于黨的五一號召,孫盟曾在口頭上表示響應。

  1949年6月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期間,曾有人提出孫盟是否作為一個單位參加政協的問題。經第一小組研究,認為孫盟里邊確有一部分民主人士,有些人還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這個團體對革命作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組織不純,成份復雜,不宜作為一個參加政協的單位,必要時,可個別邀請其中的代表人物參加。

  6月19日,李維漢同志在新政協籌備會全體會議上作《關于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的規定(草案)》的說明時,講了第一小組的這個意見,獲得了籌備會的同意。

  1949年7月,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許聞天來京商談孫盟的事。李維漢同許聞天先生談了話,肯定孫盟過去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時舉出該盟的重要成員如劉不同等作例,指明這個團體的成分甚為復雜。建議許聞天考慮孫盟自行結束,成員可以個別參加民革。許聞天表示同意。隨后,許聞天、韓梅岑、侯桐等孫盟中央及一些地方組織的負責人在上海集會討論,一致同意孫盟結束活動。1949年8月2日在滬宣告解散,并由新華社發了消息。1949年9日下旬,新政協籌備會特邀許聞天、鄧昊明二先生以個人身份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11月,許聞天、賀耀祖、湛小岑、胡庶華、金紹先5位原孫盟負責人,參加了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許聞天、賀耀祖曾被選為民革中央委員。

  在政協籌備會期間,發生了柳亞子對自己的政治安排不滿情況。柳亞子是毛澤東親自電報邀他來參加政協會議的,在眾多的過江名士中,他是普遍看好的實力派人物:在1948年中共中央邀請各黨派代表、民主人士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名單上,他名列第五;作為國民黨“三仁”之一,他曾任民革秘書長,時任民革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月28日,即在他抵平前20天,李濟深主持民革第一次中央聯席會議,推選出席新政協代表,柳亞子居然被排除在外(后來民革的政協代表由6人增至16人,他才被補入———作者注),連代表資格都沒有,就連中共領導的“文聯”、“作協”這樣的文化團體的領袖職位也沒他的份兒,他感到十分失意。他覺得,周恩來自進入北平這幾天,幾乎每天都設宴款待各個方面的頭頭腦腦,而獨獨將他晾在一邊不聞不問。這不是赴一頓宴席的問題,而是政治待遇問題,表明一個人在中共領袖心目中的地位。他直氣得大叫:“再沒人管,就吊死在這里!”一天,柳亞子想去西山碧云寺參拜孫中山先生的靈堂,要接待部門安排車子。當時,中共中央初入北平,百事待舉,車子實在不夠用,工作人員認為柳亞子去西山不一定非要派車不可,就沒有派車。柳亞子很生氣,便寫信給相關負責人連貫,并請轉告周恩來。連貫認為這等小事不能去干擾忙得不可開交的周副主席,便未將柳亞子的話轉告給周恩來。而柳亞子卻以為是周恩來不理睬他了。

  無獨有偶的是,柳亞子被從六國飯店安排到頤和園居住后,到西苑逛市場,門衛不認識他,回來時就擋住他問“找誰”,柳亞子生氣了:“我在這里住七八天了,你還不認識我?”他以為是門衛有意刁難他,就舉起拐杖打門衛,門衛舉起右手接住他的拐杖,就是不讓他進。最后幾個便衣衛士看見園門口圍了一群人,走過去才發現是柳亞子在與門衛吵架,趕緊止住門衛,向柳亞子作了門衛制度的解釋,請他進園。還有一次,因為食譜問題,柳亞子摑了生活的管理員一記耳光!這位管理員在部隊上當過連隊的副指導員,是中央機關從軍政大學學員中選調過來的,他出生入死在火線上拼了10年,現在勝利了,竟無辜地被一個民主人士打耳光,他怎么也想不通。此事很快就被報到周恩來那里。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立即帶了一桌酒席來到頤和園,在聽鸝館宴請柳亞子。

  周公禮遇,柳亞子十分高興。還未待柳亞子開口,周恩來便很客氣地向柳作了解釋:“柳先生,我們進城不久,許多事情安排不周,請先生諒解……不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職位,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遠一些,多加保重,今后有的是工作請你做!弊詈笾芏鱽矶,“凡是柳老要求的,必須完成,他沒有提出來的,我們也要想到。不要擔心經費超過標準,這里不是陜北,也不是西柏坡,北平有高級市場嘛!”1949年9月30日,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柳亞子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同年11月,民革舉行第二屆全國代表大會,柳亞子再次當選為民革中央常務委員。

  在這個問題上,李維漢作為負責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代表名額主要負責人,他配合周恩來做了許多的化解矛盾、理順情緒等方面的思想工作。他還同許多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分別談話,向他們反復地進行說明解釋。前后經過三個多月的協商、醞釀,終于確定了一份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地區、軍隊、人民團體和特別邀請的5個方面、45個單位662位政協代表名單。這個名單具有極大的代表性和廣泛性,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空前大團結。李維漢為籌備新政協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在總結新政協籌備工作時說:“維漢同志出力最大!碑斨醒虢y戰部同中央組織部把代表人選和各項統計印成一本很厚的資料報送中央時,毛澤東看到后高興而風趣地說,這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天書。

  鞏固統一戰線內部團結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項事業都要從頭做起,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更是面臨許多新的領域和新的問題,各種關系錯綜復雜,任務極其繁重。李維漢在黨中央領導下,積極協助周恩來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提出讓黨外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包括政務院和各部委擔任領導職務,很好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產生了良好影響。

  當時,由于革命的勝利,中共黨內不少同志產生了驕傲情緒和以功臣自居的思想,輕視統一戰線,不愿意安排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擔任政府的領導職務,表現了嚴重的關門主義傾向,亟待教育克服,否則,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就難以鞏固和發展。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1950年3月,李維漢在中央領導下主持召開了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他在會上作了題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他根據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明確提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開始轉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為推翻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爭取人民革命勝利的時期,轉到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肅清帝國主義在華侵略勢力和封建主義以及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恢復發展新民主主義的經濟與文化,為進入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的新時期。

  他針對會上暴露出來要求提前消滅資產階級的“左”的思想,闡明了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方針,指出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要實行團結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他說,要把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變成現代化的工業國,必須盡量利用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策是在為實現《共同綱領》而奮斗的基礎上,又團結又斗爭,以團結為主,斗爭是為了團結。他針對要使民主黨派成為非黨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和忽視民主黨派作用的思想,闡明了黨對民主黨派的基本方針。他指出,各民主黨派都是以民族資產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階級聯盟的性質。過去,中共爭取了各民主黨派的合作,對于爭取中間力量,壯大人民陣營,孤立革命敵人,起了重要作用。今后繼續鞏固這種合作,在肅清國內殘敵,反對帝國主義侵略,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建設新中國的事業上,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和作用。他提出,為使各民主黨派能夠適當地盡其歷史作用和政治任務,必須幫助他們在政治上不斷前進,在組織上有相應的發展。他還具體闡明了其他方面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方針政策。這篇報告經中央批準,成為建國初期統戰工作的一個根本指導性文件。

  開國之初,大批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參加政府擔任各級領導職務,同時,各地協商機構相繼建立起來。如何搞好政府機關中共產黨同黨外人士的合作共事關系和如何開展協商機關的工作,成為鞏固發展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問題。為著解決好這個問題,李維漢于1951年4月,以政務院和全國政協的名義,分別主持召開了政務院第一次全國秘書長會議和省、市協商委員會秘書長會議,討論了政權、協商機關的統戰工作問題。他在會上作了《進一步加強政府機關內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報告,闡明了政權機關內部統一戰線工作的一系列問題,主要是共產黨如何同黨外人士合作共事問題。他提出,必須讓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有責;共產黨員要主動團結非共產黨員;把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作為搞好合作共事關系的基本方法,等等。

  他在省、市協商委員會秘書長會議上的報告,具體地闡明了協商委員會的性質及其與各方面的關系。他指出,協商委員會是統一戰線的政治協商的組織,對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不是直接領導的關系,不能以命令行事,而要靠協商辦事。它不是政權機關或政權性質的機關,不是行政和立法機關。它與同級人民政府互無領導關系,是人民政府經常進行協商和取得建議的機關,等等。使黨與黨外人士合作共事得到很好的堅持。

  1957年4月,為學習和貫徹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李維漢主持召開全國統戰部長會議。

  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講了自己的體會和認識,分析了同統戰工作有直接關系的幾個重要社會矛盾,如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提出了處理這些矛盾問題的意見,主要有三項:一是要執行中央提出的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戰略方針。二是要加強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提倡學習馬列主義。三是是唱對臺戲。他說,對臺戲就是貫徹毛澤東所說的“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講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又說,“執政的黨必須認清對臺戲的重要意義,歡迎敢于同我們唱對臺戲的人。必須不回避斗爭,有聽取批評,不怕批評的氣量。必須采取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達到新的團結的方法,而不是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方法。必須采取分析和說理的態度,虛懷若谷,是其是,非其非,與任何人平等,以理服人,而不是不分青紅皂自,蠻不講理,以勢壓人,并且要準備求同存異,求大同存小異,同中有異,允許別人有異”。

  1957年反右派斗爭期間和以后,由于黨的指導思想上出現“左”的錯誤,造成階級斗爭擴大化。李維漢在統戰工作和民族工作的指導上不可避免地也產生失誤。他在晚年回憶這段歷史時這樣寫道:當時,“對于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關于階級斗爭形勢的估計以及反右派斗爭的方法和部署,我當時思想上沒有懷疑,生怕跟不上,指導思想同樣是‘左’的。因此,在民主黨派、工商界、黨外人士中間堅決貫徹執行這些指示,同樣犯了嚴重擴大化的錯誤。我在這期間發表的一些文章、講話,缺乏全面、歷史的分析,對同我黨長期合作,并且早已宣布具有階級聯盟性的民主黨派,簡單地宣稱為‘它們過去和現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把在1956年初已經宣布為工人階級一部分的知識分子,重新戴上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帽子;對已經交出生產資料、處于由剝削者向勞動者轉變過程中的工商業者,斷言‘他們基本上沒有拋棄資本主義的反動立場’。這些估計,否定了1956年以來我們黨和我個人對他們在接受社會主義改造中已經取得的巨大進步和深刻變化的正確評價,是‘左’傾思想的表現。在對劃為右派分子的斗爭和處理上,打擊面過大,處理也過嚴過重”!斑@場反右派斗爭的后果很嚴重,把一大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的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使他們和家屬長期遭受委屈和打擊,不能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不幸,也是國家、民族的不幸”。他懷著沉痛的心情寫道,“我當時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對反右是積極的,錯誤多大,我都有一份重要責任。對于一切被誤傷的同志和朋友,我至今仍然感到深深的歉意”。

  1958年反右派斗爭基本結束后,李維漢先后主持召開了兩個重要會議。一個是6月召開的回族伊斯蘭教問題的座談會。他在會上作了關于宗教問題的專門講話,除了繼續說明我國宗教具有五性的特點(即群眾性、長期性、民族性、國際性和復雜性)外,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了完整解釋:每個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的自由,也有信仰那種宗教的自由;在一個宗教里,有信仰這個教派的自由,也有信仰那個教派的自由;過去不信仰現在信仰有自由,過去信仰現在不信仰也有自由。他在講話中還闡明了改革宗教制度的問題。他說,宗教信仰不是改革的問題。要改革的是宗教制度。宗教制度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要改,而是要改那些在今天的條件下,對回族的發展變成了障礙,妨害比較大的、同國家法令相抵觸的東西。怎么改?不是采用大規模群眾運動的方式,而是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針,主要是依靠群眾的生活經驗,幫助他們去認識宗教制度中哪些是對他們有害的,妨礙他們發展生產、改善生活和增進民族團結的東西,從而啟發他們改革和拋棄那些東西的要求。這些話是對回族伊斯蘭講的,對其他宗教同樣適用。

  1959年8月中共中央廬山會議(即八屆八中全會)錯誤地批判彭德懷后,在黨內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運動。黨外怎么辦?要不要也開展反右傾運動?對此,毛澤東在9月15日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已經明確宣布,知識界大有進步,民主黨派大有進步,工商界也大有進步,在黨外不搞反右傾運動。但是,統戰部內有些同志仍然主張在黨外搞反右傾的重點批判。李維漢堅決維護和貫徹毛澤東提出的不在黨外開展反右傾運動的指示,力排眾議,據理說服一些同志,一致同意不在黨外開展反右傾重點批判,使統一戰線避免了又一場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破壞。

  從1959年起,主要由于“左”的錯誤,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我國開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這時,在黨外人士中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來階級斗爭擴大化,造成人心惶惶的緊張不安狀態。李維漢針對這種情況,在統戰工作中提出了和風細雨神仙會的方法。1959年底到1960年初,民建和全國工商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他建議民建和全國工商聯的領導人,采取神仙會的方式,實行“三自方針”(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神仙會方式的實行,使到會者解除顧慮,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會議開得生動活撥,緩和了緊張空氣,加強了團結,極大調動了黨外人士的積極性。

  1960年元旦前后,李維漢與全國工商聯主委陳叔通、民建中央主委黃炎培等商量,建議“兩會中央”召開座談會,采取和風細雨的“神仙會”方法,遏制這種不良勢頭,被“兩會中央”采納。不料,會議開始后,當時云南省工商聯秘書長聶敘倫、重慶市家屬代表楊佩珍、全國工商聯楊鑒清3人的發言,遭到了一些與會者的抨擊。

  李維漢知道后,立即把聶敘倫他們約到人民大會堂浙江廳談話。見面時,他滿面笑容,一邊親切地與他們握手,一邊連聲稱贊說:“你們對黨講真話,夠朋友!”落座之后,他又對聶敘倫等在小組會上的發言作了充分肯定,給他們撐腰說:“你們被人攻擊,不要怕,要頂得住,這就是革命!只要我們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什么都不要怕!

  他抬高嗓音大聲道:“共產黨是講真理的,為了真理,殺頭也不怕嘛!”

  聶敘倫聽到這里,不禁熱血沸騰,一股凜然正氣從心底進發!

  談完話,李維漢又邀聶敘倫等共進午餐。席間,他深情地說:“工商界中有些人對黨不講真心話,這個問題,我早就嗅到氣味了。所以,我曾向‘兩會’提出過這個問題,也在中央召開的雙周座談會上談過自己的意見。對工商業者來說,既要搞好‘顧一頭’,也要落實‘包一頭’的政策,代表他們的合法利益。你們這次來開會,就是要做好這篇文章!

  聶敘倫等分別匯報了在小組會議上反映的情況。李維漢聽后十分高興,說:“我工作很忙,要我來聽人講假話,我是不高興聽的。何必浪費時間呢?今天你們是講了真話的,是不是夠?我不能說,但這是好的。你們對黨講真話,夠朋友!”

  李維漢一邊招呼大家用餐,一邊侃侃而談:“這次座談會,應該做到大家都講真心話,應該允許別人有不同的意見。在黨內也是這樣,你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已經決定的,就要堅決執行。我們思想上還應該有個準備,就是自己反映出來的情況,不一定全面,將來如果有出入,怎么辦呢?改就是了!甭檾惖嚷犃T,紛紛點頭稱是。

  李維漢誠懇地說:“我們黨內也有這樣的人,浮夸、虛報、放衛星。所以我們要整風。地方上也可能有這樣的人,只喜歡聽好的一面!彼怃J地指出:“文山縣工商聯反映不真實,不說真話,這種作風就該整掉!

  稍停片刻,他深沉地告誡大家:“我已經說過了,工商界是不搞整風的,可以用‘神仙會’的方式來改正這種作風。老實說,要我下放和農民一樣,評工記分,我也搞不下去。有人說‘我那里沒有這種情況’。我看,誰也不敢打這個包票!彼磸蛷娬{:“工商業者包括他們的家屬不下放農村安家落戶。把他們下放到少數民族地區去,這是不對的,這個問題必須糾正和解決!

  李維漢的一席話,使聶敘倫等既拓寬了視野,又消除了心理壓力。走出浙江廳,他們覺得步伐輕快多了。

  后來,李維漢又將“神仙會”的方法推廣到其他民主黨派,推廣到各地工商界、知識界和民主黨派的全體成員,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效果,不僅緩和了黨與非黨的關系,增強了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而且使黨外人士在國內物質生活條件十分困難和國外封鎖、逼債的雙重壓力面前,能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旗幟下,為克服暫時困難貢獻力量,這不能不說是李維漢作出的一個重要貢獻。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對此極為贊賞,曾給予了高度評價。

  1960年夏季,民革、民盟、民進、農工黨、九三學社和致公黨分別召開中央全會。李維漢建議他們也采取神仙會方法,并在這六個民主黨派的會議上作了題為《學習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觀》的報告。這些民主黨派的會議也都開得很好,開出了兩個積極性,即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積極性和自我改造的積極性。以后,又將神仙會的方法推廣到各地,推廣到工商界、知識界和全體民主黨派成員,幫助黨外人士提高了認識,緩和了黨同工商界、知識界和民主黨派的緊張關系,增強了統一戰線內部團結,使黨外人士在物質生活條件十分困難的形勢下,經受了考驗,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周圍,并且為克服暫時困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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