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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昭日月 無私品自高---紀念李代耕同志

2016-11-28 來源:新華網

  李代耕同志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共六合縣第一任工委書記,為六合縣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李代耕同志于1918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林縣城關, 1937年10月參加革命,1938年2月入黨,同年10月參加新四軍。1940年2月,中共津浦路東省委決定成立中共六合縣工作委員會,任命5支隊政治部副主任兼民運股長李代耕為工委書記,縣工委駐竹鎮。新中國成立后,李代耕同志長期在中央擔任電力部門領導職務。201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我們特將李代耕生前戰友對他的回憶及有關史料整理如下,以期激勵后人,緬懷先烈。

  一、在新四軍五支隊做民運工作,創建六合縣抗日民主根據地。

  ●中共六合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竹鎮送駕黨支部誕生

  1939年7月,以新四軍4支隊8團為基礎的新四軍5支隊在安徽省定遠縣成立,8月20日,羅炳輝司令員率領8團、15團進駐竹鎮。1939年11月,5支隊政治處民運工作股長李代耕,帶領民運工作組來竹鎮開展民運工作。在宣傳、發動群眾的同時,積極發展黨員。到了1940年3月,送駕鄉已發展黨員13名,誕生了中共六合縣第一個農村黨支部------送駕鄉黨支部。

  送駕黨支部成立后,僅1年時間,就分3批向新四軍輸送了100多名優秀青年;他們還關心群眾生產、生活,帶領模范隊站崗、放哨、化裝偵察,為新四軍提供軍事情報,支持和配合縣獨立團的戰斗活動,保障縣委和百姓的安全。

  1940年3月,國民黨政府軍令部制定了“剿辦”皖東新四軍的反共方案。3月21日,國民黨蘇魯戰區副司令兼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調集10萬大軍,向駐在半塔一帶的新四軍5支隊發起進攻,半塔保衛戰打響。送駕鄉黨支部領導本鄉農抗、婦抗等群眾團體,發動幾百人冒著生命危險送慰勞鞋700雙和慰問品支援前方戰士;婦抗理事長賀飛霞,一次1人就挑著80多雙慰勞鞋,背著槍,步行30多里路,送到西仇莊抗日民主政府,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務。送駕鄉曹家崗鄭玉蘭,組織30多名婦女到梁潘氏家中為新四軍戰士縫補被襖200多件次,經常忙到深夜,被戰士們尊稱為巧大姐。

  ●減租減息反掃蕩,開展大生產運動。

  為了鞏固新政權,李代耕同志與縣委同志一道組織黨、政、民聯合視察組,深入農村訪貧問苦,慰問廣大群眾,指導區鄉干部工作。當時在六合農村,高利貸剝削十分驚人,尤以‘‘麥青子’’債最厲害,李代耕同志領導解放區的農民開展以反‘‘麥青子’’為中心的抗高利貸運動,通過廣泛宣傳發動,有一千余人在縣政府所在地竹鎮集會游行,要求減租減息。李代耕同志親自接見代表,對群眾的合理要求表示政策支持。接著以縣政府的名義頒布減租減息法令,對于高利貸剝削者在利率上給予嚴厲的控制,減輕了農民的負擔,維護了社會公平正義。視察組每到一處,男女老幼喜氣洋洋。1940年7月間,縣委書記桂挹清同志調離六合,李代耕同志同時身兼縣長、縣委書記兩職,領導六合人民一面進行反掃蕩斗爭,一面開展減租減息發展農業生產,同時在解放區和游擊區開辦學校,進行抗日、民主教育,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嚴懲漢奸,維護根據地的社會秩序。 1940年冬到1941年春,持續的干旱使農民雪上加霜,不僅沒有吃的,而且沒有籽種,春耕無法進行。新四軍及地方工作人員的給養嚴重不足,一日三餐供應不全,經濟問題已成為當時的嚴重問題。為了粉碎日偽的封鎖,解決根據地的軍需民用不足,各級抗日民主政府領導人民群眾開展大生產運動,把武裝斗爭和生產自救作為兩大中心任務來抓,一手拿槍打仗,一手拿鎬生產。1941年3月,新四軍2師供給部在竹鎮建卷煙分廠,生產“飛馬牌”香煙。由于注重工藝,卷煙質量越來越好,成為當時根據地的品牌,還出口敵占區,換取軍需民用品。烏石寺織布廠還從敵占區引進了3臺較為先進的織布機,不僅能生產土白布、毛巾,而且還能生產當時可算高檔的花布、嗶嘰、洋線、斜紋布等10多種產品。軍民的吃、穿、用等物資,基本得到滿足,日偽的經濟封鎖被徹底粉碎。

  ●擔任六合縣委書記期間建立了地下交通線

  1940年2月,中共六合縣工作委員會成立后(駐竹鎮),李代耕同志即建立秘密交通組織,王樹林兼管交通工作,鄧馀良等人任交通員。同年5月,六合縣工作委員會改建六合縣委員會,縣委設通信班,由張萬祿(亦稱張萬六,大泉村徐莊組人)等5?~6人組成,負責偵察敵情,傳遞信息。1942年2月,六合縣委按路東區黨委的要求,在竹鎮西仇莊成立六合縣交通站,趙卓任站長,開辟4條交通線。經交通線進入根據地的有:譚震林、劉寧一、張承宗、王堯山、吳學謙、陳伯誠、陳光、陳修良、陳公琪、錢正心夫婦、馬飛海、劉曉、劉長勝、顧以潔、顧以配、潘漢年、鐘沛漳等領導;粟裕率領的1個旅部隊渡江到莫干山,也有一部分從此經過;經過這3條交通線的普通黨員、工人和進步人士有300余人。

  二、擔任華中局政策研究員、巡視員、政治交通期間多次圓滿完成黨交辦的特殊任務。

  1941年皖南事變以后,新四軍重建,李代耕同志調任路東聯防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郭石1990年時談到:代耕同志對黨忠心耿耿,多次不怕犧牲地出色完成黨交給他的艱巨任務,表現了一個革命者大無畏的革命精神。

  1942年春,華中局要打通與北方局的聯系,派員前往設在山西的八路軍總部取絕密的電報密碼。組織上選中了李代耕去完成這個使命。從淮南到山西,沿途都是敵占區,任務之艱巨和危險可想而知。他欣然受命前往,為避開正面敵人,繞道淮北固鎮乘火車。他在江蘇洪澤湖登船出發時遇大風,還笑對洪澤湖吟詩一首:“扁舟一葉別湖東,月黑風高浪萬重。風浪何愁來勢猛,從容對座笑談中!比蝿赵狡D巨他越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為了順利完成任務,組織上決定派蒲思澄同志陪同他到北平。蒲界澄的父親住在北平,是偽政府北平官員,他知道兒子是共產黨。代耕到達北平后就住在蒲思澄家里,蒲靠他父親的身份掩護代耕的安全。以后經過地下黨介紹,通過石家莊附近一個偽軍關系轉山西到八路軍總部,并見到彭德懷同志,彭還同代耕一起吃過一次飯,問了一些情況。代耕同志取到密電碼后,為保證安全,他將密電碼隱藏在牙膏殼里,時刻不離身。他深知這牙膏殼里的秘密寶貴,馬虎一點都會給黨的事業造成巨大損失;貋頃r他到達徐州住旅店,因為越是敵鞏固區越安全。為防止敵人搜捕,他將牙膏牙具袋掛在墻上,保證時刻能看到。幾經周折,渡關過卡,勝利完成了任務,受到上級的嘉獎。

  郭石特別賦詩《去北方局取電報密碼》:喬裝瀟灑似逍遙,重任在肩敢獨挑。青鳥飛鳴萬里外,銜來錦字下云霄。

  張知遠1990年寫到:這里介紹一件我所知道的事情,這件事情足以證明黨組織對李代耕優秀品德的高度評價和信任。毛澤東同志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期間,我們黨決定從長江以南的八個解放區撤出所有人員,這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為使這一重大決策得到認真貫徹,并使這一決策在全部落實以前保持高度機密,沒有采用電臺發報的方式,專門派遣重要人員親赴各地直接向當地領導機關進行口頭傳達。李代耕就是受華中局派遣,到蘇南區傳達黨對當時的形勢分析和任務的。李代耕受到黨的高度信任是長期接受黨組織考驗的必然結果。

  李代耕在華中局工作期間,接受了關于基層黨的建設問題的調查任務,在調研的基礎上,他撰寫了《殿發鄉調查》、《農村支部工作》,這兩份專題報告,作為當時華中建設大學的講義,受到了華中局領導的贊揚。

  李代耕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出席招待法國電力代表團的宴會

  李代耕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出席招待法國電力代表團的宴會

  三、護送黨的七大代表上延安。

  雖然七大最終順利召開,但鮮為人知的是,這些出席會議的700名代表是歷盡艱辛才到達延安的。從代表赴延安的時間可以看出,七大代表早在離大會開幕還有六七年前就基本確定下來了。由于處于戰爭年代,代表們去延安的路程可謂曲曲折折,困難重重,險象環生,甚至是冒著生命的危險。他們大都來自淪陷區或抗日根據地,要通過敵人的封鎖區,交通不便,有的騎馬,更多的是步行;因為路途遙遠,環境險惡,有的化裝成商人、小販或乞丐,提前幾年出發,靠一雙腳板晝夜兼程;有的是由游擊隊護送來的,有的則是通過偽軍的關系護送來的;有的是從國外輾轉歸來的;有的在路上遇到敵人襲擊身負重傷,甚至犧牲在奔赴延安的途中。對黨的忠誠,對延安的向往,使代表們歷經艱險匯聚到了寶塔山下。

  李代耕當時擔任華中局政治交通,受曾山直接領導。何偉夫人孫以謹在1986年曾做過生動、細膩的描述:1943年8月,傅秋濤(時任七師代理師長)和何偉(時任七師政治部主任)奉命去延安參加“七大”,陳沛然和我同行。我們一行于黃昏時渡黃洛河,夜跨津浦路到達新四軍軍部新鋪。傅秋濤攜帶長子阜寧,何偉剛患過急性盲腸炎,兩人行動多有不便,走老解放區需要穿過山東、山西幾道封鎖錢,才能進入太行。經研究后便采取走敵占區到太行。當時華中局為了保證各地區去延安開會的負責同志的安全,便由曾山親自選擇李代耕為政治交通負責帶路,傅秋濤已先期由代耕送到太行,我們于10月間,何偉病后休養了一個月,才穿上便衣,攜帶河南民權縣縣民證(他倆人都是河南人),由解放區熟人搞到兩張縣民證與代耕走向征途。

  我們和代耕雖然第一次見面,但由于他的純厚、和靄、謙虛,便一見如故了,同行的還有錢進(郭述申原夫人),她為人活躍,何偉性好詼諧,加上代耕的純樸善談,四人同行,沿途總是好開玩笑,歡聲笑語,減輕了旅途的緊張,雖然日行不止數十里,但不覺疲勞,就這樣從新鋪到四師師部所在地申集,再向固鎮前進。記得在距離固鎮不遠的一個地主家宿營,計劃好盡量減少在固鎮橋(現安徽固鎮縣)停留的時間,大家就嚴肅緊張起來。午飯后,便搭上津浦北上火車到徐州轉車。為了保證旅途安全,何偉與錢進坐的二等車,他們打扮的衣著也講究一些。我與代耕并肩坐了三等車,手中提著點心,像走親戚一樣。車停徐州車站,我們因要轉車繼續前進,便找了一個小飯莊住下。我們都遵守代耕囑咐的行軍紀律,不要輕易進出,要提高警覺。這樣我們平安地到達河南安陽車站。到了安陽,代耕就平靜多了,因為他有個舊時同學在那里作警官。后來同學來看他,因此人家對我們很放松。安陽在林縣解放區附近,夜間有人來檢查,由于那個警官曾來住地看過他,我們就避免了檢查,次日便向林縣(敵占區,當時是偽軍孫殿英占領)的水冶鎮前進,這兒是敵我交界區,出水冶鎮不到十里,便到解放區的兵站(紅村)為了安全起見,何偉與代耕當時即先行進入解放區,我同錢進以妯娌相稱,住水冶鎮,稅務局長等派交通來接我們,我們對別人說錢進愛人在孫殿英部隊當官,何偉是他兄長,代耕是表兄弟,他們先去找這位“官”,再派人來接我們。代耕是林縣人,這兒地形人事都較熟悉,他帶著何偉翻山越嶺,找到兵站,以避開水冶鎮后的檢查站。兩天后,便派人來接我們,我頭頂黑包頭(當地婦女用的)化裝成小城鎮的中年婦女,與錢進隨來人到了鎮外接上頭,休息一下,便走向解放區。那年的山西、河南交界處是特大荒年,眼看沿途男女老小都面黃肌瘦,東倒西歪,甚為凄慘。本來代耕在我們到后,即可轉回新鄉,但又恐萬一敵人掃蕩,人地生疏,兵站同志照顧不周,他又留了一夜,以防不測。次日吃了一頓沒有鹽(當時敵人封鎖,無鹽吃)的白水煮羊肉飯,他才回轉。臨行時,我們都說華中地區生活條件好多了,這兒群眾太苦,請他轉告華中局我們平安到達,便分道揚鑣,各奔路程了。

  另據徐雪寒回憶文章:這里回想起一件事。大約在1944年三四月間,代耕奉命陪同潘漢年經敵區去延安參加七大,臨行時我們一些人:馮定、范長江、于毅夫送他們走,看著他們騎馬向西北方向走去,大概是到津浦路去搭車吧。過了十來天,代耕回來了,只知道他的任務已經完成,別的就不知道了。哪知過了不久,華中局負責人突然找我去說,漢年在北平等候晉察冀邊區交通員過期不至,他不得已潛回上海,要華中局派代耕再送他走,所以決定要我到上海找到漢年,再在上海交給代耕,讓他負責送去。這次確實完成了任務,漢年出席了七大;但代耕并未告訴我究竟怎樣送去的。

  四、關于護送劉少奇回延安參加黨的“七大”。

  1942年1月13日,劉少奇正在主持華中局會議時,中央通知他回延安參加七大。當時,華中局的同志為了挽留劉少奇,曾給中央回電:倘七大會期仍未最后確定或大會于短期內事實上仍不能舉行,則我們仍主張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華中領導工作。倘大會已確定舉行,則少奇同志然在華中局擴大會后于2月底或3月初始能動身。中央沒有同意華中局的要求,于1月21日堅持要劉少奇返回延安。

  劉少奇赴延安之行牽動著毛澤東和黨中央?紤]到從蘇北到延安千里迢迢,中間要經過許多日軍和國民黨的占領區,安全是個大問題。毛澤東極為關注和重視。2月13日,毛澤東親自電告陳毅、劉少奇:少奇返延,須帶電臺,并帶一部分得力武裝沿途保衛。20日又來電強調:護衛少奇的手槍班須是強有力的,須有得力干部為骨干,須加挑選與訓練。一口氣連用了三個“須”,既可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戰友情深,又可見當時形勢之嚴峻、情況之復雜。

  3月21日和六七月間,毛澤東又數次給劉少奇發出電報,囑咐:每次出行,“必須路上有安全保障才能啟程”。毛澤東對劉少奇赴延之行,如此操心,又如此細心,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說,這在毛澤東一生里是非常少見的。3月19日,劉少奇等人動身,穿越日偽軍嚴密封鎖的隴海路,3月底到達山東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在7月又給劉少奇發電報:我們很希望你來延并參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險,在敵后要以依靠軍隊為適宜。你的行止,以安全為第一,工作為第二。7月下旬,劉少奇離開山東抗日根據地,向陜北進發,于12月30日到達延安。

  據徐雪寒回憶:我和代耕同住一室,但工作不同,我仍搞情報部工作,他呢?不很清楚,似乎歸曾山同志直接領導,擔任高級交通,獨來獨往一個人。負責陪送要經過敵占區到延安去的某些高級干部,這種工作要高度機警,十分忠誠,要嚴守秘密,而又比較熟悉敵占城市的生活的干部才能擔任,曾山同志選拔代耕負此責任,并非大才小用,而是工作需要。這時候我們必需各自保守秘密,所以工作上沒有共同語言,反而變得生疏了,F在回想起來,那時遵守紀律的自覺性和嚴肅性,完全出于對黨的事業忠誠,誰也不以為怪。

  1965年李代耕曾經撰寫長篇回憶文章“送胡服同志到延安”、“胡服同志在淮南”。該文還沒有發表,文革就開始了,李代耕銷毀了文稿,但由于秘書的揭發,還是受到批斗。被軍管會定為“嚴重政治問題”,下放“五七干!比。根據有關同志回憶,代耕同志護送劉少奇從華中根據地過微山湖到冀魯豫,其中細節已經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中。

  五、建設新中國,獻身水電事業。

  建國后,李代耕同志一直從事水利、電力事業建設,1960年以后任水利部、電力部副部長,電力部黨組副書記。1982年,兼任中朝鴨綠江水力發電公司理事會中方理事長。1984年任水電部顧問,兼任水電部對外公司董事長,并擔任國務院山西能源規劃辦公室副主任。在工作中,李代耕同志堅持深入生產建設第一線,了解情況,解決問題。他生活樸素,作風正派,他到基層從不給大家添一點麻煩,衣食住行處處體現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精神,穿的是布鞋,住的是木板房,吃的是大食堂,還和大家一起排隊。他的胃口不好,有時自己煮點掛面,為工作他常乘公共汽車,從沒有要求過特殊照顧。他尊重別人,從不發號施令,遇有矛盾,他循循善誘,說服各方,有時他身先士卒帶頭解決。1973年1月,天津楊柳青發電廠發生了一次特大火災。李代耕同志帶領工作組來到現場,那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李部長雖然既無職又無權,但他仍然以一個共產黨員對事業的忠誠解決了很多難題。在恢復油區管道溝的工程中,兩個施工單位為了分界點鋼管的切割問題,互相推諉扯皮。李部長知道后就和指揮部的一位同志,拿上鋸弓,下到積滿污水的管道溝把鋼管鋸開了。部長都下水鋸管,使現場的施工人員很受感動,大家齊心協力,使一號機組于當年8月份正式投產。當機組正式并網成功后,李部長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用自己的工資買了幾盒香煙分發給大家,這真是“數月奮戰同甘苦,一支香煙表寸心!

  代耕同志平時工作勤奮忘我,幾十如一日,竭力要把文革耽誤的時間搶回來,他多次出國訪問,為水利電力事業的對外交流竭盡辛勞,每次出差國外,他都精打細算,從不游山玩水,也從不亂花錢。他去非洲三國回來時,三十七個小時未睡,接著又去西藏,錢部長考慮到他的身體,曾提出替他去,被他婉言謝絕了。一年間,他又出差東歐、朝鮮。在朝鮮半個月,他腹部劇痛,只能臥在地板上,不能睡床。

  他忠于黨的事業,對工作一貫兢兢業業,勤勤懇懇,為了幫助后人管好電業,他決心要將三十幾年來電力的經驗教訓總結好留給后人借鑒。整整兩年時間,他沒有休息過一個星期天和假日,撰寫了《中國電力工業發展史料》和《新中國電力工業發展史略》兩本書,按他自已的話說是完成了“交接班記錄”。朝鮮出訪回國以后,李代耕同志查出了胰腺癌,很快就去世了,用汪道涵同志的話說,“代耕同志是在工作崗位上殉職的干部!

  六、心系革命根據地,桂子山上埋忠骨。

  新中國成立以后,李代耕同志一直深深地懷念與之共同戰斗的六合人民。1981年,李代耕同志當時工作還非常繁忙,但仍然高興地應六合縣委、縣政府的邀請,來六合參加老同志座談會。他一到六合,不顧長途奔波勞累,當天就到當年戰斗過的地方,看望老戰友。故地重游,目睹翻天覆地的變化,李代耕部長感慨萬千,他專門把當時正準備寫抗日戰爭時期歷史的同志找來,反復強調,寫這段歷史要突出體現黨的領導,要多寫人民群眾對抗日戰爭和新四軍的支持,多宣傳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跡。

  在六合縣期間,李代耕部長走訪了老根據地,據當地干部回憶,李代耕部長曾在竹鎮鎮烏石鄉一處烈士墓地失聲痛哭,非常傷心,這里掩埋的是當時為了掩護新四軍部隊突圍而犧牲的烈士。李代耕同志深愛著六合縣的山山水水,和這里的人民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1985年李代耕同志逝世以后,家屬遵照他的遺囑,將部分骨灰送到桂子山烈士陵園安葬。李代耕同志青年時代,懷揣著抗日救國的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參加了共產黨和新四軍,戰斗在抗日最前線。建國后,為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為新中國電力工業的發展,嘔心瀝血。他去世前夕仍然帶病戰斗在工作崗位上,直到心臟停止跳動,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我們后人留下了一個光輝的形象和學習的榜樣。今天,我們以崇敬的心情在李部長逝世三十周年之際,緬懷這位新四軍的老前輩,老領導!

  參考文獻:

  《丹心集》百家出版社

  《竹鎮鎮志》方志出版社

  《鐵流》第29期解放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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