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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生命只是偶然

2017-01-09 來源:新周刊

  我是1940年出生的,歷經多次政治運動,可以說成長于“高壓鍋”。年輕人之間總是有競爭的,現在表現在學業上,那時候就是比耐壓和抗壓性,開始逼著自己,算勉強跟得上。但我本性喜歡在大原則指導下率性地生活,最好是“leave me alone”(讓我一個人待著)。下鄉勞動可以挑百十來斤,但那叫“大力士掛帥”,說你沒觸及世界觀。勞動休息時,因為愛閑步田疇,自言自語背兩句普希金,得一諢號“田埂上的小布”(小布爾喬亞)。

  

  陸谷孫(右)與父親陸達成

  我的大學:夾蛆、挑擔、擠時間讀書

  1957年到1962年,我在上大學。當時復旦外文系是五年制,大概有一年多在下鄉、下廠、下建筑工地、下碼頭勞動?梢哉f領導腦袋一拍我們就得下鄉,同時還說不要荒廢業務,讓我們寫貧農老大娘的家史——用英文寫。我也經歷過最荒唐的勞動,大冷天跑到江灣鄉間的糞缸旁邊,用筷子夾蛆,這是為了防止開春后蛆變蒼蠅。我不知道來年的蒼蠅有沒有減少,但我一直記得女同學手上全是凍瘡。

  在各種政治運動和勞動中,學習時間必須擠。難得享受一個完整的暑假,其他同學回家了,我卻會從上海的家里回到學校。平時八人一室的宿舍里,就我一個人,物理空間不變,主觀卻有了一種解放感。我花一個暑假看書,剛開始是看比較刺激青少年的書,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書、《福爾摩斯探案集》、《梅森探案集》都看過;也看哥特小說,圖書館的Mysteries of Udolpho(《尤多爾佛之謎》)據說直到前不久,借書卡顯示只有我一個人借過。

  

  一起當過“牛鬼蛇神”的好友,吳中杰、朱維錚、陸谷孫(左起)

  作為一個長在“高壓鍋”里的人,“文革”對我的思想沖擊最大。有兩件事情是我親歷的:四姑母家境困難,丈夫被打成右派在安徽勞改,自己在上海一家很破敗的民辦小學里教書!拔母铩币粊,她的學生把她當成地主婆批斗。她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受不了迫害,上吊自殺了。傍晚,我去收尸,親眼看到她是怎么自殺的:女廁破敗陰暗,橫梁很低,身體蜷縮著才死得成——她是抱定了必死決心的。我岳父是蘇州第一人民醫院的X光技師,割手腕自殺的,還割了頸部動脈,墻上、天花板上都是血,很是慘烈。

  做“規矩人”是家傳

  大學的老師將我引導入英美文學,特別是莎士比亞之門,工宣隊將我推入字典之門。但是我最早的中文訓練來自父親,在家我受的是舊式教育——背書,背得最多的是家書類文字和詩詞。做“規矩人”是家教,做人做事合法、合道德,負責任、有擔當。我研究生時代用英文寫日記,里面說到一些朦朧的三角戀情,誰知父親也在做“藍鉛筆”,受到他的嚴厲批評。嚴格管束會讓人失去一些自由靈性,但能保證你不做越軌之事。父親的管束還包括一些物質上的要求。上中學時,我喜歡聽門德爾松、柴科夫斯基等等,想花60塊錢買個唱機,父親不準,覺得浪費錢,也怕影響學習。我喜歡打籃球,戴著父親的手表滿足一下小小的虛榮,父親派表哥去學校找我,當著同學的面令我將表摘下,回家后還要寫檢查。我的所有檢查以及民國時代起的成績報告單,父親都妥為保存,現在傳給了我女兒,恐怕早就不知塞到哪個被遺忘的角落去了。

  

  《新英漢詞典》同仁合影左一為陸谷孫

  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精神不能矮化。最近看某位復姓人士的一個視頻,展示的是復姓先生去看車展,對著中方工作人員大呼小叫,對方像是個剛踏上工作崗位的小女生,怯生生被復姓罵暈了。這時來了個意大利的外商,好家伙,復姓先生頓時換了副嘴臉,夾著幾句破英文,諂媚不及。復姓先生是國內有名的“左派”。這個視頻說明此人實際上標準一個“左皮西仔”,外表是左的,內部卻是西仔,就是當年父親教我應該最鄙視的洋奴。他不是老罵“帶路黨”嗎?真到了節骨眼上,還不知“帶路”的是哪些人!

  父親言教加身教,使我不會低三下四地去取悅外國人。我自己是學外語的,現在妻子、女兒一家都在國外,但我還是不應他們的要求去申請綠卡。這跟從幼時的教育有關,特別是在農業文明的環境中長大,根子就扎得更深一點。一到秋天,秋蟲鳴叫聲大起,這時故鄉的草木、風物、氤氳,那些說不出的牽引力就會催著你回來,F在罵知識分子的人很多,但也就在這批人中間有化解不開的“故園情結”。這是很難描述的情感,像臍帶一樣無法割斷。

  陳丹青講的“民國范兒”已經沒有了。(當然,民國也不全都是好的,就像我父親說的,逛窯子就不好。)但那個年代作為人的總體風范,還有基本的美學標準,確有不少值得傳承。特別在教育界,講究精神富足,淡泊物質,至少不會穿上名牌,戴上名表,挎了名包,嘴上什么臟話都罵得出!有時我走過精品店,常常想起蘇格拉底在希臘的市場里講的話,“這里有多少我不需要的東西啊”。

  我不是什么斗士,只是個遺老遺少式的人物吧

  我現在還忙著給學生上課。上學期是每周介紹一本書讓學生看,戲稱“惡補”;這個學期我讓他們寫,每周300字都可以,允許下載,但不能占全部文字的三分之一以上,這叫“產出”。好多學生一聽有寫作要求,跑掉了,但是我相信剩下的學生對語言是有親和感的。真希望每培養一屆學生中會有兩三個比較不那么功利。我希望他們語言功底好,英文說寫讀譯流利,文學原著浸淫得深,知道西方文明是如何演變過來的,從希臘城邦到羅馬帝國、日耳曼騎士、英格蘭清教徒,都能弄清楚。

  

  陸谷孫在給學生上課

  但是,總體而言,就其佼佼者比較,現在的學生不如過去,這跟整個大學教育的變化有關。大學培養的不是學士、碩士,或者講技術的術士,而是一個初級的思想者和懷疑者。我當年至少有一點朝這個方向靠近,F在的學生,英文講起來腔調可以,但是你讓他寫東西,一出手就看出問題來了,有的是錯誤迭出。單就技能型的要求說,也難合格。

  我們的青年教師也自有苦衷,語言文字尚未過關,急急去專注各種理論派別,不看原著。無論是語言學還是文學都是各種主義,而且我覺得學也沒學對,比如,新左派在國外是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反對“死白歐男”(dwems)壟斷的,反對不光彩的過去,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國內新左派卻為并不光彩的過去辯護,雖說打的牌子一樣,內里是一回事嗎?再說,在歐美做文學,批評講究identity politics(身份政治),而我們搞歐美文學,首先還隔著外語這一個大障礙,能一點不讀“死白歐男”嗎?

  在微博上,我是@陸老神仙,至少義務回答了一年的問題。也遇到有些孩子不太像話,連supplier(供應商)是什么都要問,字典上一翻就能找到的,F在國家提出大力發展文化產業,但只看到“管制”,實名制、限娛令都來了。所以,我決定離開微博。開始是嘗嘗味道,現在嘗夠了,以后不打算上了。

  

  舊版《英漢大詞典》,陸谷孫主編

  在網上我還經常被罵,“死老頭子”、“老不死”還算文雅的,一些臟話我都不愿重復。當然,你可以說讓人家罵好了,但是,我不是斗士,只是一個遺老遺少那樣的人物。前段時間,小寶在《東方早報》上寫了篇文章講snob怎么翻譯,他認為應該翻譯成“裝bi”,可以說他的翻譯是很準確的,但是我這一代人絕對不會用這個詞。用了這個詞,似乎整個品格就降了一大截。我也會用“給力”這些詞,但是我不會用這種帶有臟詞的網絡語言。

  生命只是偶然,最終from dust to dust(塵歸塵)

  我喜歡孤獨、寧靜。孤獨是靈感的催化劑。在一群人中,如果沒有一個可以交心的人,那我就向內,回到自己的精神王國;蛘咄饷鏌狒[得不得了,比如在婚宴上,周圍都是人,自己的元神會跳出肉身,看別人也看自己,看著自己的肉身活像一具傀儡。

  

  陸谷孫在改稿

  我把我這簡陋又老舊的住所叫做洞穴,人家問“回家沒”,我常答“已經回洞”。每天晚飯后散步,路上不時與親友、學生短信交流,我叫它“walkie talkie”。尤其大年三十,人少清靜,每年我都會在日記中記下:今年遇到幾人幾騎。我的日記會在適當的時候處理掉,滬上某名人出日記時,我就勸過他不要出。日記必然有私密,必然臧否人物,也必然會觸犯到制度性的東西。當然,可以刪削,編輯,但是那樣又有什么意思?

  不要把自己當作了不起的存在,你不過是整個世界很微小的一個粒子,生命本身是個偶然,個體的to be,or not be(生或死)都不會對時空長河留下任何影響。對于這一點自覺悟得滿徹底的。我們受了一些教育而離不開書本等精神享受,其他人在勞作之后洗澡就睡去了,也是一種存在,所以,寫本書、編個字典這樣的事情可能有點成就感,但過后一會兒就淡忘了。

  現在采訪、演講盡量都推掉,我只想著leave me alone(讓我一個人待著),因為實在對外面的事情很絕望了。學生、學校、社會,這里強拆,那里冤獄,讓人變得非常消極,想趕快度過余生。

  朱維錚不久前去世了,還好葬禮上沒有各種講話之類。以后我的葬禮就是租一條船,從十六鋪開到吳淞口撒掉骨灰,from dust to dust(塵歸塵),然后大家洗洗手回到船艙開一個派對,不許說到陸某人生前如何如何,就這么結束。也省得后人一到清明還要來祭掃。

 。ㄉ鲜鰞热,陸谷孫口述,金雯整理)

  

  陸谷孫,生于1940年,浙江余姚人。曾任復旦大學外文學院院長,是國際莎學講壇上發表論文的第一位中國大陸學者,《新英漢詞典》的編寫者、設計者和定稿人之一和《英漢大詞典》主編,在學生自動發起票選的復旦大學“十大杰出教授”中,他是得票最多的一個。老神仙,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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