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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巨筆:陳望道首譯《共產黨宣言》

2017-01-19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的封面和扉頁

  “五四”前后,新文化運動在中國大地興起,一些進步報刊開始介紹《共產黨宣言》,但只是翻譯部分章節或片斷,尚沒有完整的中譯本《共產黨宣言》問世。

  陳望道擔起了這個歷史的重任。

  《共產黨宣言》的首句是“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蔽簿涫恰叭澜鐭o產者,聯合起來!”僅從這首尾兩句中,已可感受到陳望道翻譯這部著作時傳達出的那種撼人魂魄的力量。

  可是,陳望道的故事,并不只有翻譯《共產黨宣言》如此簡單。

  《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個中文版翻譯者

  1891年,陳望道出生在浙江義烏西鄉山區的小村莊里。少年時代的陳望道和中國當時許多愛國志士一樣,相信的是“實業救國”。16歲時他就翻山越嶺,來到義烏縣城繡湖書院學習數學和博物。隨著眼界的擴大,他覺得要興辦實業,富國強民,非遠赴科學技術發達的歐美去不可。于是他來到了上海,先補習了一年英語,為赴歐美作準備?上,限于經濟等種種條件而沒有如愿西行,只能求其次轉向東瀛之國日本。在日本,陳望道結識了著名進步學者,終于認識到:“救國不單純是興辦實業,還必須進行社會革命!边@是他一生中重大的轉折點。

  陳望道先后在早稻田大學、東洋大學、中央大學學習,完成了法律、經濟、物理、數學、哲學、文學等許多專業的學習,最后畢業于日本中央大學法科,獲法學士學位。1919年,他迎著國內“五四運動”滾滾熱流毅然返國,被杭州浙江第一師范聘為語文老師,投身新文化運動。

  1920年3月,陳望道接到了上!睹駠請蟆分骶幧哿ψ觼硇,大意謂《星期評論》主持人戴季陶,約請他去滬上相商翻譯《共產黨宣言》一事。

  陳望道非常激動,他埋藏在心靈深處的心愿激活了。他深知此書的份量,是喚醒中國這頭東方睡獅最為嘹亮而有力的號角。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翻譯稿,而是時代的使命,歷史的重任。陳望道不僅將以往各家所譯片斷找來參閱,而且請陳獨秀通過李大釗從北京圖書館借到了英文版作為參照。

  陽春三月,浙江義烏西鄉山區的天氣還相當冷。陳望道選擇了自己的故鄉作為完成使命的地點。他的家鄉分水塘村不滿百戶人,和義烏縣城相隔數重山。在被群山包圍的分水塘村里有一間多年未修的柴屋,他把這間設在居室外面的網塵密布的柴房,整理成一個寫作環境。

  自此,小柴屋夜夜漏出絲絲縷縷的燈光,一直到黎明,只有燈光伴著29歲的陳望道。之所以潛伏在小柴屋翻譯,一是因為可躲避反動當局的視線,二是怕被親朋好友撞見。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這間破舊不堪的小屋,才能使陳望道獲得安全和徹底的全神貫注的寧靜。

  為使譯文準確符合原意,陳望道時時刻刻聚精會神斟詞酌句,一絲不茍,曾留下了一段“吃墨”的感人佳話。為了專心致志譯書,陳望道吃的喝的都是由母親專送的。一天,她送來粽子給兒子當點心充饑,外加一碟紅糖。過了一陣,母親來取碗筷,驚奇地發現兒子滿嘴烏黑,紅糖卻原封未動。老人家愛憐又帶幾分生氣:“吃完啦,這糖甜不甜呀?”陳望道仍渾然不覺,頭也不抬:“甜,真甜!

  整整兩個月,陳望道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然而好事多磨——正當《共產黨宣言》要在《星期評論》上連載時,因刊物宣傳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暗中截留各處寄來的書報信件,又沒收編輯部寄予各地讀者的雜志,雜志被迫?,也就不能連載《共產黨宣言》了。

  1920年8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建立,共有8位成員,陳望道是其中之一。

  籌備建立中國共產黨,印行《共產黨宣言》是當務之急。雖然因《星期評論》?鵁o法公開發表陳望道的譯作,陳獨秀仍盡力設法使它面世。陳獨秀跟共產國際東方局派來中國的代表魏金斯基商議后,大家一致很重視此事,當即籌措一筆經費。于是,在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號,他們租了一間房子,建立了一個小型印刷廠——“又新印刷廠”,取意于“日日新又日新”。又新印刷廠承印的第一本書,便是《共產黨宣言》。初版于1920年8月印了1000冊,不脛而走。

  至1926年5月,社會主義研究社印行的《共產黨宣言》多至17版,更有難以計數的“盜版”,成為名副其實在國內影響最大的共產主義學說經典著作。毛澤東1936年7月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三本書分別是:陳望道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書……”

  陳望道的名字,因翻譯了《共產黨宣言》而永垂中共黨史,被譽為“傳播《共產黨宣言》千秋巨筆”。他的“柴房里譯出《共產黨宣言》”、“山村傳圣火”等故事也一代接一代傳誦,魯迅贊賞有加云:“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敝芏鱽硪苍鴮﹃愅勒f:“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陳望道在老家柴房秘密翻譯《共產黨宣言》

  1975年1月22日,一位耄耋老者冒雪來到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副館長鮑正鵠聞訊立刻出門迎接,“外面這么大的雪,您還親自過來,我們怎么敢當!”見到自己昔日的學生,老者笑答:“你來看我不容易,還是我來吧!睅熒胤曜匀灰獢⑴f,但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來協助北圖鑒定館藏《共產黨宣言》中譯本的版本問題。不一會兒,工作人員拿來了多個早期譯本。老者仔細看了看,指著其中一本封面印有紅底馬克思肖像的說:“這個紅的是初印的,那個藍的是后印的!甭劼牬搜,鮑正鵠高興極了,“由于版權頁缺失,我們以前錯將藍色的再版本作為初版本,這下可好了!闭f著,他把首版《共產黨宣言》遞到老者面前,請他題字留念。老人見狀有些詫異,“這是馬恩的著作,我題字不合適!滨U正鵠懇切地說:“這本書是您翻譯的,上面還印著您的名字,您就簽個名吧!崩险咦詈笤诙孀g本的內頁上工整地寫下自己的名字:陳望道。

  沒錯,這位老人就是中共早期活動家、新文化運動先驅、著名語言學家、教育家陳望道。正是他第一次把《共產黨宣言》完整地介紹到國內,從而使一批先進知識分子能夠直接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堅定了他們追求共產主義的信念,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陳望道莫屬”

  1920年2月初,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憤然離職不久的陳望道忽然接到《民國日報》社經理兼副刊《覺悟》主編邵力子的來信!啊粠燂L潮’正酣,力子先生此時來函,難道有什么要緊事情?”陳望道離校雖已旬月,卻時刻牽掛著自己的學生們,每每回想起這半年多來在一師親歷的一幕幕,他不禁悲喜交加。

  1919年6月,從日本留學歸國的陳望道受聘擔任一師國文教員。時值五四運動風起云涌,他與同校的夏丏尊、劉大白、李次九等三位教師大張旗鼓地革新國文教育,倡導自由平等思想,人稱“四大金剛”。在校長經亨頤的支持和陳望道等人的言傳身教下,一師逐漸成為浙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是年11月,一師學子施存統、俞秀松等創辦《浙江新潮》周刊,宣傳社會主義思潮。在陳望道的指導下,施存統撰寫了《非孝》一文,猛烈抨擊封建家庭倫理。該文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一經刊出,遂于西子湖畔引發軒然大波。浙江當局將之視為洪水猛獸,不但下令查禁周刊,還給陳望道等扣上“非孝、廢孔、公妻、共產”的罪名,并把經亨頤調離一師。經校長走了,陳望道他們也跟著離去。哪承想,一師學生以請愿等方式,要求當局收回成命。浙江督軍盧永祥惱羞成怒,派軍警包圍學校!耙粠燂L潮”由此震動神州。

  “莫非力子先生想讓我為《民國日報》撰文,聲援同學們?”陳望道一邊輕輕撕開信箋封口,一邊猜想著信中所言之事。他之所以如此揣測不無道理。在一師任教期間,陳望道常為《民國日報》撰稿,他與邵力子還兼有同鄉之誼,故而彼此間相當熟絡。展開信函,讀著讀著,陳望道的臉上露出了微笑。原來,邵力子在信里稱,戴季陶約請陳為《星期評論》周刊翻譯《共產黨宣言》。

  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黨宣言》里的只言片語就通過《萬國公報》《民報》等刊物傳入中國。五四前后,《每周評論》《國民》等進步期刊均對《共產黨宣言》進行過零星片斷式地摘譯,陳望道亦曾讀過。只可惜,《共產黨宣言》的通篇譯文一直闕如。于是,將《共產黨宣言》全部譯成中文成了許多走在時代前列的知識分子的迫切愿望。戴季陶便是其中之一。

  五四時期的戴季陶,思想激進,極為推崇馬恩。他與沈玄廬等在滬創辦的《星期評論》,因介紹、研究國內外勞工運動,宣傳社會主義和其他新思潮,迅即與陳獨秀主編的《每周評論》齊名,被時人譽為“輿論界中最亮的兩顆明星”。戴曾從東瀛帶回一本由幸德秋水、堺利彥合譯的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他原欲據此將《共產黨宣言》譯成中文,卻淺嘗輒止,因其翻譯難度頗高,譯者須兼備深厚的語言功底和一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整天忙于編務的戴季陶自感難以勝任,“不如邀人翻譯,并在《星期評論》上連載!币蝗,當戴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好友邵力子后,邵極力贊同。

  “可是何君能堪此大任呢?”戴季陶嘆了嘆氣,又把翻譯中遇到的難題向邵言說。思索片刻后,邵力子笑瞇瞇地講:“非杭州陳望道莫屬!鄙哿ψ哟搜苑翘。陳望道留日時,即結識了日本進步學者河上肇、山川均等,閱讀過他們譯介的馬克思主義著作。況且,陳的國文素養亦非常了得,單憑他往日刊在《民國日報》上的文章便能窺知一二。商定之后,邵立刻修書一封給陳望道。

  《星期評論》的邀約讓陳望道既感意外,又覺興奮。因為“一師風潮”發生后,他在不斷地反思中獲得感悟:對待任何事物,不能簡單憑借“新”與“舊”來加以肯定或否定,應當有更高的判別準繩,那便是馬克思主義!斑@真是天賜良機!若譯出《共產黨宣言》,對于傳播馬克思主義豈不是大有裨益?”打定主意,陳望道趕忙提筆給邵力子復信。不多時,上海方面向他提供了戴季陶自購的那本日文版《共產黨宣言》,作為翻譯底本。

  分水塘邊點亮信仰之火

  譯書需要一個清靜的所在,陳望道想到了自己的故鄉——義烏分水塘村(今屬城西街道)。因村中有口水塘,池水分為兩系,分別流向義烏和臨近的浦江縣,故名“分水塘”,村子也由此得名。陳望道生于斯長于斯,直至外出求學,方才離開這個坐落在大峰山腳下的小村落。那里“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遠離塵囂,猶如世外桃源一般,乃譯書的絕佳去處。

  陳望道回到了家鄉分水塘村。適逢春節臨近,村里漸次熱鬧起來,家家戶戶忙著準備年貨,陳家亦然,可里里外外唯獨不見陳望道的身影。他去了哪兒呢?

  謎底就藏在距離陳宅五六十米開外的一間柴屋里。那是陳氏老宅,陳望道幼時就隨父母居于此處。1909年,陳家新居——一座二層磚木結構的庭院建成后,老宅便被用于堆放柴禾,平日少有人前往。陳望道一眼相中了這破舊卻靜謐的老宅,他帶著幾樣簡單的生活物件和文具,便在那里“安營扎寨”,孜孜不倦地翻譯《共產黨宣言》。柴房里既沒桌子、又無床,陳望道干脆把一塊鋪板架在兩條長板凳上,工作時,把一應所需攤在板面上,倒也施展得開;累了就往板上一躺,權作臥榻。早春時節,乍暖還寒,山區里更添幾分寒意,及至深夜,刺骨的朔風橫沖直撞般地從四壁和窗戶的縫隙里闖入屋內,陳望道那只握筆的手時常被凍得不聽使喚。家里雖不缺“湯婆子”和腳爐,但他嫌那些玩意束縛了手腳,反倒令人分神。實在冷得吃不消了,陳望道就起身,跺跺腳、搓搓手,還不住地往手心里呼氣,稍覺回暖,又專心致志地繼續譯書。那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不知陪伴他度過了多少個不眠之夜。

  陳望道對于《共產黨宣言》的翻譯工作是如此專注,除了短暫的睡眠時間,他都“吝嗇”到不肯在其他事情上多浪費一分一秒,就連一日三餐和茶水都是由母親張翠姐送入柴房。眼見兒子食不甘味、夜不安寢,人都瘦了一圈,張氏心疼不已。一日,她特地包了幾個糯米粽子,外加上一碟溫補祛寒的紅糖,送去給兒子吃!棒兆邮莿偝鲥伒,蘸蘸紅糖,趕快趁熱吃!标惸笖R下吃食,反復叮囑道。陳望道“嗯”了一聲,卻還在低頭寫字。為了不打擾兒子,陳母便轉身離去了。不過,為娘的仍舊放心不下,她在屋外站了片刻,并關切地問兒子,是否還要添些紅糖!皦蛄,夠甜了”,陳望道的答復很利落。后來,待到陳母進屋收拾碗碟,見到兒子嘴唇周圍烏黑一片,先是一愣,然后不由得“噗嗤”笑出聲來。原來,陳望道太過專心,竟錯把墨汁當紅糖蘸。見母親發笑,陳望道還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張翠姐這才道出其中的“奧妙”,陳望道聞聽后,抹著嘴巴,也笑了起來。

  轉眼間,已近谷雨時節,陳望道“費了平時譯書的五倍功夫”,終于完成了《共產黨宣言》的翻譯。他小心翼翼地把近兩個月辛勞換來的那一疊字斟句酌的譯稿裝入一個紙袋里,抱著放于胸前。出得屋來,抬頭望見遠處山花爛漫的美景,陳望道的心頭也充滿了濃濃春意。

  “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1920年4月末,陳望道接到了《星期評論》編輯部發來的電報,邀請他赴滬擔任該刊編輯。原來,孫中山先生電召戴季陶回廣州,經編輯部一干人等商議后,認為陳望道是接替戴的最佳人選。這一紙電文讓陳望道頗感驚喜。他連忙帶著譯稿興沖沖趕到申城。來滬后,因工作關系,他結識了陳獨秀、李漢俊等人。陳獨秀還請他兼任《新青年》編輯。令陳望道欣慰的是,他的兩個學生:施存統和俞秀松這時正協助陳獨秀從事建黨偉業。5月1日,陳望道與陳獨秀、施存統等一同參加了在澄衷中學舉行的慶!拔逡弧眹H勞動節的集會。是月,陳獨秀發起成立了上!榜R克思主義研究會”,陳望道亦為成員之一。

  雖說諸務繁忙,但陳望道卻未忘連載《共產黨宣言》譯稿一事。只要有閑暇,他就拿出譯稿一再校對。正當譯稿刊載在望之際,6月6日,《星期評論》突然宣布?,主因是當局對刊物實施郵檢,使之發行嚴重受阻。如此一來,煞費苦心譯成的書稿就無緣問世了,這讓陳望道心急如焚!安蝗缯堮R克思主義研究會出面,搞一單行本?”陳望道忽然萌生一個念頭。6月27日夜里,他將譯稿交給了俞秀松,請俞轉送至陳獨秀處。翌日9時許,這份稿子被交到了陳獨秀的手中。一拿到譯稿,陳獨秀就迫不及待地瀏覽起來,當念完最后一句:“萬國勞動者團結起來呵!”(今譯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不禁拍案叫絕。他趕緊請通曉日德英法四國語言的李漢俊幫助校閱,還托李大釗從北大圖書館借出英文版《共產黨宣言》,以資對照。為慎重起見,陳獨秀在李漢俊校完后,又再行?币环。陳望道的譯文如行云流水般,語勢連貫,文字簡潔凝練,令二人甚是滿意,決定以“社會主義研究社”的名義對外公開出版。

  有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印刷機構和費用問題如何落實呢?這倒難住了陳獨秀。是時,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分局委派的全權代表維經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正在上海,與陳獨秀等商討創建中國共產黨的事宜,其中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設立一家印刷所,開展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工作。當維經斯基得知《共產黨宣言》中文版的出版遭遇資金瓶頸時,馬上從帶來的活動經費中拿出2000元給了陳獨秀。隨即,一個名為“又新”的印刷所在辣斐德路成裕里(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成立了,負責人為鄭佩剛。

  是年8月,幾經磨礪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終于付梓,共計印行1000冊。首譯本比現今的小32開還略小,顯得玲瓏精致,封面印著紅底的馬克思半身坐像,畫像上方印有“社會主義研究小叢書第一種”、“馬格斯、安格爾斯合著,陳望道譯”等字樣。翻開小冊子,內頁是用5號鉛字豎版直排,無扉頁及序言,亦不設目錄,風格簡潔。稍有缺憾的是,書名被錯印成《共黨產宣言》,文中也有20余處訛字。畢竟這是又新印刷所開機印制的第一本書,出錯也情有可原。

  《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推出后,迅速在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中掀起一股購買與閱讀熱潮,很快便告售罄。9月,在勘誤之后,《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印行了第二版,封面的馬克思坐像底色改為藍色。與首版相仿,第二版同樣熱銷,以致許多讀者致信《新青年》《民國日報》,詢問購書事宜。

  魯迅先生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素來為陳望道所景仰。剛拿到還散發著油墨清香的《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陳望道即將自己的譯著贈給魯迅和他的胞弟周作人,以求指正。魯迅在收到書的當天就仔細閱讀了一遍,他對這位小同鄉的作為贊賞有加,“現在大家都在議論什么‘過激主義’來了,但就沒有人切切實實地把這個‘主義’真正介紹到國內來,其實這倒是當前最緊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鬧了一陣之后,這次埋頭苦干,把這本書譯出來,對中國做了一件好事!

  “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或許連陳望道本人也未曾料到,他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會在當時的革命青年和知識分子當中產生強烈反響,一大批具有激進民主主義思想的仁人志士在它的熏陶下,成為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1921年9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設立人民出版社,在該社的首批出版書目中,陳望道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赫然列于前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廣州平民書社、上海書店等紛紛重印此書,單是平民書社一家就重印達10次之多。至1926年5月,該書已相繼印行17版,其再版的速度遠超同時代的任何一本圖書,受歡迎的程度可見一斑。

  當年,毛澤東就是《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眾多擁躉中的一員。1936年7月,他對來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露了自己思想成長的心路歷程,“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迸旁谶@三本書之榜首的即是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進而又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向中央婦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發表講話時,再度談及《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即柯卡普著《社會主義史》——筆者注),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

  不僅僅是毛澤東,《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教育和鼓舞激勵過的革命者何止成千上萬。在1949年7月召開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周恩來遇見前來與會的陳望道時,緊緊握住他的手,當著在場代表們的面,笑呵呵地說:“陳望道先生,我們都是你教育出來的!”

  然而,《共產黨宣言》中文首譯本自在面世以后的20多年里,卻一直為反動勢力所不容,尤其是1927年四一二政變后,此書登上國民黨當局的“禁書”黑名單。鑒于嚴峻的敵我斗爭形勢,一方面,陳望道采用佛突、曉風、仁子等筆名,借以迷惑敵人;另一方面,各出版機構印制了多種偽裝本,有時連書名也僅用《宣言》二字,甚至還省略了譯者。

  盡管如此,陳望道仍堅信“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真理總是不脛而走的……(敵人)沒有辦法阻擋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勝利!睔v史事實證明,作為國內第一部漢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積極作用,為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和黨的早期理論建設奠定了思想基礎。

  耿直的學術多面手

  陳望道對語言學有獨到的研究和造詣。

  在從事革命工作的同時,陳望道于1920年秋應聘到復旦大學任教,在復旦國文部開設了文法、修辭課程;1922年受黨的委托,他出任國共兩黨合辦的培養共產黨干部的上海大學教務長;1923年他發表了《修辭學發凡》等著作。

  早在五四時期,陳望道便成為國內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學者之一。

  上世紀30年代初他蟄居上海,潛心寫下《修辭學發凡》一書,成為中國第一部系統兼顧文言文和白話文的修辭學書籍。這本《修辭學發凡》有著開拓者的意義,完成了中國傳統修辭學向現代修辭學的轉變,奠定了中國現代修辭學的基礎。此外,他的《作文法講義》和《美學概論》也都是同領域的開拓者,前者是我國第一部系統用白話文寫作的著作,而后者在很長時間內被美學大師豐子愷作為講課教材沿用。1934年,針對國民黨搞“新生活運動”并提倡“尊孔讀經”、“文言復興”,陳望道與胡愈之、夏丐尊等人發起“大眾語運動”,倡導語言應“大眾說得出、聽得懂、看得明白、寫得順手”。大眾語運動規模不大,卻宏揚了五四精神,在文化上反擊了復舊倒退的逆流。

  耿直,是學生們對陳望道的一致評價。

  1944年秋,復旦大學,新聞系新生入校,當時陳望道講授修辭學。第一節課,他走進教室,打開皮包把一堆小額鈔票放在講臺上。然后,陳望道讓買了他的《修辭學發凡》的學生舉手示意,學生們疑惑不解地舉起手來。他微笑著說:“凡已買書的都上來,你們買書時,在定價中有一小部分是出版社付給我的版稅,現在我把版稅退給你們,我不收自己學生的版稅!睂W生們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陸續地走上講臺領取退回的版稅,然后畢恭畢敬地給先生鞠上一躬。

  抗戰勝利后,陳望道回到上海,他所主持的復旦大學新聞系成為全校進步力量最強的一個系,但也因此引起國民黨反動派仇視。1948年下半年,國民黨“新新聞社”分子在校門口張貼了一份致陳望道的“公開信”,其中稱:“新聞系的赤化,系主任陳望道應對此負總的責任”。面對威脅,陳望道處之泰然。上海解放前夕,國民黨特務瘋狂屠殺進步人士,他也被列入了黑名單。地下黨得知這一情況后,安排他暫時隱蔽,才躲過黎明前最黑暗時刻的大搜捕。

  新中國建立后,陳望道由毛澤東親自任命為復旦大學校長,他在這個位置上從1952年一直待到他病逝的1977年,是復旦大學任期最長的校長。

  1952年,復旦大學與前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結成友好大學。因該大學是以城市名字命名的,有人建議要把復旦大學改為上海大學。改還是不改,一時間校園內外議論紛紛。陳望道經過深思熟慮,在一次校會上動情地說:“‘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光華大學已經沒有了,我看復旦還是留著吧!彼積極爭取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的支持,柯慶施最終一錘定音:“復旦改校名的事就到此為止,以后不要再提了!”

  很難想象,如果沒有陳望道的據理力爭、四方活動,今天人們還能否知道復旦大學的存在。

  雖是資深黨員,又在學術上名望遠播,但陳望道處事始終非常低調。

  陳望道與魯迅是關系密切的好友,共同主編過進步刊物《太白雜志》。在魯迅逝世后,很多人邀請陳望道寫紀念文章,都被推辭。

  陳望道帶的第一個研究生叫陳方磊,陳方磊勸過老師很多次,希望他能給后代留下些真實的文字,最后陳望道才同意提筆。陳方磊說:“望老不是在寫回憶文章,簡直是在考證歷史!”為了寫一篇《回憶魯迅先生二三事》,陳方磊在老師的要求下查了幾乎所有的《太白雜志》,以確保一字不差。不僅如此,陳望道還曾在年輕時學過8年的武當拳,在從事地下工作時常?恐v身一躍的本事甩掉特務的跟蹤。

  但這些,陳望道從不向人提起。

  矢志追隨黨的腳步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陳望道被確定為代表,卻未去參加。1922年5月該委員會改選時,因他正式提出辭呈,不再當選,就此離開了共產黨。

  “一·二八”抗戰爆發,陳望道與魯迅、茅盾等四十三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他本人也被推為中國著作家抗日會秘書長。1940年,陳望道隨復旦大學內遷至重慶,擔任新聞系主任。在重慶期間,他仍與中共地下組織保持聯系,曾想過去延安,但因難以通過關卡未能成行。中共中央的老同志們也經常惦念他,曾秘密轉告他說,歡迎回到組織中來。陳望道考慮當時的斗爭需要,誠懇地表示說:“現在還不,但是總有一天我會回到黨的懷抱中來的!

  1956年新年伊始,毛澤東來到上海,點名要見陳望道。元旦,他們見面了,回溯往事,感慨良多,使陳望道要求回到黨組織的心情更為迫切,不久即向上海市委提了出來。1957年6月,根據陳望道本人的請求,經由上海市委報請中央批準,直接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至此,他重新回到黨內,實現了他的長期愿望。他還當選為第一、二、三、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二、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

  1955年他參加了全國文字改革和漢語規范化學術會議,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他為確定以北京話為標準音,以典范的現代白話文作為語法規范的現代漢民族共同語的科學概念作出了貢獻;1956年在毛澤東的親自關懷下,陳望道在復旦大學成立了語法、修辭、邏輯研究室,后來改名為語言研究室,并親自主持這個研究室的工作。1961年他接替去世的舒新城出任《辭!分骶,在主持這一工作期間,努力排除“左”的思想在辭書編撰工作中的干擾,實行了分科主編責任制,使《辭!(未定稿)在1965年出版,他還為《辭!奉}寫了書名。

  “文革”中,陳望道與其他知識分子一樣,被隔離審查,后由于有關方面的及時制止,“四人幫”才停止了對他的迫害。1973年陳望道抱病出席了黨的“十大”,1975年又出席了第四屆全國人大會議,并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陳望道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簡論》,這是他繼《修辭學發凡》后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建立起來的一個語文革新體系。1977年10月29日,陳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終年87歲。他的骨灰盒上覆蓋著中國共產黨黨旗。

  陳望道一生雖然有過曲折,然而透過歷史的風塵,我們依然可以看到一個真理追求者的赤子之心、忠貞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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