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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辦三大要案

2017-03-06 來源:揚州時報

  重審熊大正案

  1939年3月,時任中央社會部保衛部長的杜理卿(許建國)率領中央考察團赴華北敵后考察。6月,到達了晉察冀邊區中心阜平縣城南莊,開始對邊區軍區除奸部的工作進行考察,受到了邊區領導的熱烈歡迎。因工作需要,杜理卿改名為許建國。軍區除奸部的領導王某某,對自己的工作自我感覺良好,在向許建國匯報工作時有些得意地說:“軍區除奸部的除奸保衛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績,前不久才破獲了一起特大日特漢奸案件,挖出了深藏在邊區的一批日特漢奸,而這些人竟都是邊區政府部門的重要干部!”

  “哦?”王某某的一席話立即引起了許建國的注意,“他們是些什么人?”

  “主犯是供給部長熊大正,還有衛生部長張珍、副部長李雪等同謀十余人!

  竟然涉及到供給部長及正副衛生部長?許建國愈發吃驚了,忙問他:“具體情況是怎么樣的?”

  王某某說:“許部長您應該知道,晉察冀邊區受到日本和偽軍的層層封鎖,日偽對于藥品的管理又十分嚴格,但是熊大正不久前竟然能突破層層封鎖,從哈爾濱市搞來了一大批藥品。這就引起了我們極大的懷疑,把他抓了起來,對他審訊。起初,他一口咬定是從哈爾濱市偽警備副司令李占元那里搞來的,說李占元是他在哈爾濱讀書時的同學,關系很好。還說李占元雖是偽副司令,但他一向很同情共產黨。經過我們加大審訊力度,熊大正方才承認他在哈爾濱讀書時早就被收買,最后打入我黨內部。此次藥品的確是李占元搞的,但他是經過日本人的同意,有意這么做的。目的是讓熊大正借此立大功,從而能在晉察冀邊區爬到更高的位置,以獲取更多更有價值的情報。但是,沒想到這樣做反而弄巧成拙,暴露了他日特漢奸的身份。最后,他還供出了張珍、李雪等衛生部和供應部的十幾個人!

  聽了王某某的匯報之后,許建國沒有表態,而是讓王某某把有關熊大正的案子的所有檔案拿來。他翻著看著,目光落在熊大正蓋了手指畫押的那張招供書上,竟發現招供書上有斑斑的血跡,他的眉頭不禁皺了起來。再看張珍、李雪及其余人的招供書,幾乎是張張都有血跡,他的眉頭皺得更厲害了。

  “這是怎么回事?”他指著紙上的血跡問王某某。

  “哦,這些日特漢奸,開始很頑固,我們給他們吃了一點苦頭,他們才招了!

  “那就是說你們是刑訊逼供?”許建國的口氣不禁嚴厲起來。

  王某某還沒有意識到許建國表情的變化,依然十分輕松地說:“咳,對待敵人不能心慈手軟嘛,我們的同志一時氣憤不過打幾下,那也是很正常的,不然那些日特漢奸怎么會招供呢?”

  “刑訊逼供怎么能算數呢?搞公安工作應當是重證據、重事實、輕口供,這樣才能做到防錯防漏,不枉不縱啊!痹S建國激動起來,“當年‘肅反’、‘打AB團’,采用刑訊逼供的方式,冤殺和錯殺了一大批好同志,難道這血的教訓還不深刻嗎?當年我就是被刑訊逼供,打成了AB團份子,若不是江華政委及時趕到,我已經就去見馬克思了!

  王某某被許建國說得臉紅一陣、白一陣,囁嚅道:“這……這……”

  許建國又語重心長地說:“同志,你要知道,政法干部手中握有生殺予奪之權,決不允許草率結案呀。熊大正這件案子,當然可能是審對了,但是,也的確存在著熊大正真心實意為黨出力、為邊區政府出力,利用與李占元同學的關系搞來藥品的可能性。所以,我們的工作就不能簡單粗暴,主觀臆斷,必須認真仔細地弄清事實!

  許建國的一席話,讓王某某心服口服,連連點頭:“是,是……”

  為了弄清熊大正案子的事實真相,許建國頂著酷暑,親自對熊大正進行復審。

  當被打得遍體鱗傷的熊大正走進審訊室時,發現此次主審換了人。這個人一點也不似王某某那樣冷酷,相反態度和藹。審訊室的氣氛也因此緩和了許多。

  “熊大正同志,”主審官開口說話了,“我是中央社會部保衛部長許建國,是專門來對你的案子進行重審的!

  戴著眼鏡、一臉書生氣的熊大正眼淚“刷”地流了下來,心中油然生起了申冤的希望。從他第一次被帶進審訊室就被一直稱呼為‘熊漢奸’、‘熊日特’,而面前的主審官許建國依然稱他“同志”。

  許建國繼續道:“熊大正同志,黨的政策你是知道的,我們共產黨人決不放過一個奸細,也決不冤枉一個好人。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我們會嚴格遵守黨的政策和公安守則,決不動刑;你要講真話,說實情,決不許欺騙政府,騙取信任;不要自欺欺人,更不可陷害他人,有錯可以糾正,有冤允許申訴!”

  許建國的話像一陣春風吹進了熊大正已凍結的心靈,他激動地叫嚷起來:“許部長,我一定如實交待問題,我是被冤枉的啊,是被屈打成招的!張珍、李雪等人也是冤枉的,他們要我交待同伙,我只好胡編把他們供了出來……”

  一連半個多月,許建國對每一個牽進熊大正案子的同志都一一單獨會審,對他們反復說理,耐心教育,感化了這些同志。最后,他們都紛紛主動說明了問題,表明了自己的清白無辜。

  就在案情真相即將大白之時,突然從哈爾濱來了一封直接寄給熊大正的信,使得案件風波又起。

  信的原文是:“大正你好,久未得消息,不知你吃了童神醫的藥之后,身體康復得如何?請務必按照童神醫的藥方天天服藥,并經常向他報告,不可大意,盼善自處理一切事物,是所至盼!”

  看了這封信之后,許多已經相信熊大正等人是無辜的同志又動搖起來。尤其是冀中軍區除奸部的一些人,本來就對熊案重審頗不服氣,此時便愈發堅信自己是對的。這封信的意思很顯然是說,你目前在共產黨內部發展得怎么樣,一定要按照特務機關的指示行動,多向特務機關匯報情況,小心自己的處境。

  許建國拿著這封信卻笑了,對大家說:“這封信的政治含義太明顯了,使人一看便知其意。特務機關是十分重視如何保護自己的,他們的書信來往習慣用十分隱蔽的密碼和信號,以免被發覺。這封信卻似乎是在有意暴露熊大正。日偽的特務人員獲知此案在復查,他們明知熊大正并非他們的人,為了對我制造事端,擴大假象,故意寫了這樣一封信,增加他是特務的證據,以達到破壞的目的!

  許建國的分析合情合理,叫人心悅誠服。

  不僅如此,細心的許建國還秘密派人到哈爾濱調查李占元的情況。結果調查人員回來報告說,李占元在熊大正案登在邊區的報紙上之后,沒多久就失蹤。外界傳聞他暗通共產黨,已被秘密處決了。

  一切終于水落石出,被冤枉的熊大正、張珍等人終于獲釋,他們對許建國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許建國此時卻毫無喜色,相反地,他心情十分沉重。一方面是因為熊大正、張珍這些黨的好同志受到了長時間的冤枉,差點喪命;另一方面是因為李占元的暗殺。他對邊區黨委書記彭真同志和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同志說:“黨的政策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行抗日,像李占元這樣身居偽軍高職,又有一定良知和愛國意識的人應該是我們大力團結的對象,有他的幫助,對黨、對政府的事業可以起到多大的幫助啊,但卻因為我們工作的失誤使他喪了命,這對于我們來說,損失可謂巨大!

  聽了許建國的話,彭、聶兩位同志心里也十分難受。彭真同志說:“我是邊區的領導人,熊大正一案搞成冤案,責任在我。老許呀,從這件事看來,我軍和地方的除奸保衛工作還很薄弱,問題不少,人員素質也不是很高,你看你是不是和考察組的同志留在邊區,加強邊區的公安保衛工作?”

  聶榮臻司令也說:“晉察冀邊區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不僅威逼北平、天津、保定、太原等華北敵人占領的大中城市,也是西北的屏障和支援東北、華中的基地。因此,日軍除了集中兵力頻繁地進行所謂的軍事掃蕩外,還多次秘密派遣特務打入邊區,偽裝抗日,進行破壞活動;國民黨特務組織也從天津等地向邊區滲透。因此,邊區急需要加強情報人手。我想在邊區專門成立一個情報部門,由你指揮,你看如何?”

  按照原定計劃,考察完晉察冀邊區之后,許建國就要帶隊回到延安。在后方機關工作與在敵后邊區工作相比,其危險性自然要小得多,工作也輕松得多,而彭、聶也只是向許建國提建議,許建國完全可以推掉,但他考慮的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是黨的大業。于是,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下來:“好!”

  經過黨中央的批準,晉察冀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成立了。許建國任社會部部長,主管公安保衛工作和情報工作。

  社會部一成立,許建國便著手開展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舉行干部訓練班。然后組織這些干部到各分區進行社會調查,深入研究邊區的敵情、我情和社會情況。隨之,以這些干部為骨干,建立起各級公安保衛和情報工作機構。直到1943年,延安展開整風運動,許建國才返回延安,成為中央保衛委員會的三委員之一(即康生、許建國、曾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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