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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案終得平反始末

2017-05-10 來源:共產黨歷史網 作者:張 敏

  1938 年,潘漢年在延安。右起:陳云、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1938 年,潘漢年在延安。右起:陳云、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在亂世中身負理想大義的志士青年,殫精竭慮,竭盡所能,奮不顧身,是那個激變年代的“火種”,點燃著整個中國社會之火,讓革命熊熊燃燒。

  潘漢年就是這樣一位“縱火者”,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極富傳奇色彩的人物。早年,他曾是知名的左翼作家和文化戰線上的重要領導人。從1931年起,他服從革命需要投入到隱蔽戰線和統戰工作中,20多年的情報生涯中,他大智大勇、足智多謀、出生入死、屢建奇功。新中國成立后,他曾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主管政法工作。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傳奇人物,竟然在1955年的內部肅反運動中被打成了“內奸”、“特務”、“反革命”,被投入監獄,二十二年之后,含冤離開人世。之所以有如此曲折人生軌跡,與他在隱蔽戰線工作需要和很多人發生聯系有直接關系。

  一、卿本佳人:與多位重要人物建立關系的潘漢年

  1.潘漢年與汪精衛

  經查實,早在1927年潘漢年還未從事地下工作時,就曾在《幻洲》第2卷第1期上發表過《汪先生悔不當初》一文,對這個反共魁首做過無情批判?梢,他對汪精衛是反對的,和他接觸肯定是工作的需要,但這已經為其悲劇人生埋下了伏筆。

  1943年3月,潘漢年離開新四軍軍部駐地黃花塘,赴滬是為了“重新部署那里的情報工作,并進一步加強和李士群的聯系,交換一些情報”[1]。隱蔽戰線承擔的是特殊使命,本身就是“與魔鬼打交道的人”,潘漢年在敵占區上海、南京等地開展工作,除了自身組織系統的秘密關系,更重要的是打入敵人內部,利用敵人內部之間的矛盾和社會環境以合法方式從事“非法活動”,將敵人的資源為我所用。僅憑與汪見面就認定潘“投靠日、汪”顯得牽強。

  那么,一向精明能干且身為中央情報工作領導人的潘漢年為什么沒有及時將與汪會面的情況報告中央呢?主觀上,“至于與會見汪精衛一事,潘自認為此事并未損害黨的利益,不過是一個工作問題,無關大局”。[2]客觀上,與當時黨內復雜的政治斗爭密切相關!坝捎诋敃r整風運動正值干部審查階段,饒漱石利用整風反陳毅,說陳毅偏袒知識分子干部,潘漢年怕一時講不清,把問題復雜化了,也對陳毅不利;二是他怕饒漱石以莫須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務,成為第二個‘揚帆’。作為1925年入黨的革命者,他目睹過黨在‘左’的路線下的種種悲劇,他內心斗爭過,痛苦過——他不是不想講,而是有顧慮,又由于一直滯留淮南,致使潘漢年未能及時向黨中央匯報此事”。[3]

  1945年初,潘漢年在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在此之前,重慶國民黨當局已獲知汪精衛在南京秘見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大肆利用、蓄意夸大、混淆事實攻擊中共中央。黨中央出于對潘漢年的信任和對敵特分化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反感(“伍豪事件”為例),幾次以中共中央名義通過報界鄭重辟謠。在此錯綜復雜的情況下,潘漢年本有意說明,但因耽誤一年時間惶恐不安,話到嘴邊留一半,埋下了一枚“定時炸彈”。

  2.潘漢年與張沖

  潘漢年是中國共產黨內老資格的談判專家。早在1933年“福建事變”后就出色完成了與蔣光鼐、蔡廷鍇率領的十九路軍的談判。其高超的談判技巧和周密的辦事風格深得周恩來賞識。1936年1月,在完成了莫斯科工作后,就奉命回國與國民黨黨部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聯絡兩黨談判合作抗日的問題。

  當時,曾經一手炮制過“伍豪脫黨事件”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沖深得CC派首領二陳器重,被指定為國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兩人的正式交往由此展開。在歷時一年的談判中,兩人朝夕相處,縱橫捭闔,雖隸屬不同黨派,但卻是很有分寸地保持著友好的交往。加之張沖本人抱有強烈的愛國之心,對國共合作始終不遺余力,積極奔走。因此,潘漢年和周恩來都對其從不同程度做過統戰工作,也收到了效果。特別是在西安事變發生后,潘漢年通過張沖的穿針引線,以中國共產黨聯絡員和談判代表的身份分別會見了宋子文和宋美齡等國民黨要人,表明了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及兩黨合作抗日的基本條件,對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事實也證明,正是因為爭取到張沖這個朋友,后續很多事情都得到了及時幫助。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張沖曾親自出面保護過周恩來的安全。另外,1939年時潘漢年從延安去香港交通受阻也是通過張沖完成了香港情報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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